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年来，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进行了多项改革探索。
上海自贸区的运作未见各界期盼的大规模优惠政策，却更多地强调试验可向全国其他地区复制推广，与过去的经济开发区和经济特区建设思路大相径庭。试验不以优惠政策为中心，是因为区域优惠政策的老路难以走远。区域优惠政策，说白了，是“以邻为壑”的政策。先得者先占便宜。后来者只能竭力跟进。最后，全局不说皆输，但也无法实现最优。探索新路势在必行。
短短一年间，上海自贸区人气很足，企业、资金纷纷涌入。这与自贸区设立开风气之先有关，更与自贸区制度创新有关。自贸区公共服务的改善，说明政府在释放市场活力，规范政府与市场关系上仍有不少空间可以操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从根本上看，需政府转变职能，退出按市场经济要求不宜介入的领域，做好政府应该做的事。
过多过滥的政府审批，是寻租行为产生的温床。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给政府上了紧箍咒。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企业合同章程审批全部改为备案管理。投资者为自己的投资负责，在逆向成长的市场经济背景中，来之不易。负面清单数量2013版有190条，2014年缩减到139条。管的少的政府才有可能把应管的事管得更好。
自贸区内的企业，不管内资外资，国资民资，待遇同一，与改革开放初期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形成鲜明对比，这里，内外资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而且，国资民资，不再区分公有制经济，还是私有制经济，投资经营环境相同。政府不歧视投资者身份，让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市场自然就会显现出活力。
海关创新制度，优化服务，降低了自贸区企业通关成本。自贸区金融发展，利率低于区外，融资成本下降。工商登记更加便利，政府事中和事后监管责任虽大大增加，却有利于投资。上海自贸区的试验表明，政府和市场各归其位，政府优化服务、市场活力释放、金融发展等等，都会推进资源配置中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这是自贸区试验可复制可推广之处。
上海自贸区试验还在进行之中。自上而下的政府改革，仍需来自于服务对象的压力。李克强总理邀请企业评价自贸区，就是一个示范。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要带来更多制度红利，要有主动改革、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更要有智慧与谋略。金融改革与发展就是一例。基于可复制可推广的考虑，自贸区不谋求不可复制的离岸金融中心定位，而是要在金融改革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上大做文章。国际资本流动、外汇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等诸多难题，都需借助试验一一化解。
上海自贸区的试验，已超越单一的自由贸易区试验，而是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改革开放新举措的试验。上海在中国经济的地位，决定了试验的超前性，决定了试验在中国的特殊意义。透过上海自贸区，我们可以望见未来中国。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决定了上海自贸区虽可占风气之先，但要承担试验成本，且不能独揽制度红利，权责一致。上海自贸区试验，为其他地方改革开放提供了启示。自贸区的特点决定了，政府服务多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跨境服务有关，但政府服务的相通性，意味着上海自贸区经验不仅可推广至其他新的自贸区，更可延伸至政府服务的其他领域。这是自贸区试验最有意义之处。
上海自贸区试验的意义，还要结合世界经济大格局的变化来看。世界上已形成各种各样的自贸区。近在门口的就有传统的东盟自贸区，又有旨在推动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上海自贸区试验不能不考虑外部因素对中国的冲击。中国要全面融入世界，与世界的竞争无法回避。培育国际竞争力，必须尽快改善公共服务。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中的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从此有了更深含义。根植中国，面向世界，探索适合中国的体制，自贸区任重道远。上海自贸区试验是一个以自由贸易区为由头，所进行的改革开放试验区探索。一年来的实践表明，只要方向对头，试验成功就是可期的。
本文作为“社论”刊登于《时代周报》2014年9月23日，总3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