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圣明，男，山东金乡人，1939年7月13日生，从1966年起，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财贸所和研究生院工作，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经贸与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财贸经济》杂志主编。
主要学术专著有：《中国消费结构研究》、《中国式消费模式选择》、《九十年代中国市场消费战略》、《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论》（主编）、《中国关税制度改革》（主编）、《中国经济开放理论创新》（专著）、《中国宏观经济透析》（专著）等。曾先后五次荣获我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四次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一次荣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做学问与做人，杨圣明秉持的原则是 “力求统一”，或许正是因此，加上他的聪明与勤奋，才能让他在多个学术研究领域频繁收获奖励，先后五次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四次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一次荣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在经济研究方面杨圣明涉猎广泛，特别是在宏观经济理论、市场经济理论、消费经济理论和国际经贸理论四个领域，杨圣明均有斩获。尤其是在消费理论研究领域，他是我国消费经济理论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于消费经济理论有许多突出贡献，这些学术成就集中体现于适度消费及其标准、消费体制改革问题、消费结构问题、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中国式饮食模式问题等方面。
做人与做学问“力求统一”
杨圣明1939年7月出生于山东金乡。1952年考入平原省财经学校，后又在华北财经学校、张家口工业会计及统计学校学习。除学习一般初中、高中文化课外，他主要学习会计学，几乎涉及了所有会计学领域。5年中学习的24门功课，门门都得5分，因而获得学校破格颁发的《优等毕业证书》。
1957年9月，杨圣明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习统计学。后因院系调整，转入河北财经学院（现天津财经学院）继续学习统计学。由于品学兼优，1960年2月以优秀学生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学生第17届代表大会，受到刘少奇、陈毅、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61年9月，杨圣明毕业留校任教，1963年9月考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攻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专业，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专家杨坚白研究员。
在经济研究所，杨圣明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1992年6月杨圣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任副院长、党委委员。1994年重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所，历任所长、党委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财贸经济》主编。1997年6月，杨圣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派，出任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成员。2000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会议决定，增补他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后被推举为副秘书长。
在参与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杨圣明做学问的动力并未减弱，相反还大有建树，这是他自己感到较为满意的事情。他讲了一个小插曲：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之前，刘国光副院长打电话征求杨圣明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担任研究生院副院长，不过，行政工作多了，不要影响业务。”杨圣明回答，接受这项工作，并答应对刘国光的嘱咐一定照办。此后杨圣明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强制计划：每月不管长短见报一篇文章，每年出一本书。“现在回过头看，当时不仅做到了，而且超额完成。”
杨圣明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消费经济和对外经贸理论。谈及做人与做学问的经验，杨圣明总结，一是紧跟时代。“国家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我们能力有限，能给国家做点贡献、帮点忙就尽力来做，但有一条是不要添乱。”二是做人、做事、做学问要统一。有的人既能做好人，也能把学问做好；有的人品德不行，做学问还可以；有的人做学问不太好，人品很好，学问做得不好，各种原因都有，不是一切都不好，“我觉得，做人与做学问应该力求统一”。三是研究经济学的人一定要学点哲学。要从实际出发，看问题要辩证，不要强调一点，否定另一点，要有两点论。哲学可以培养人的逻辑思维，没有抽象就不能做经济研究。四是必须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东西，既不能排斥，也不能过分以至迷信、崇拜。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概念、理论、方法有用，例如宏观、基尼系数、GDP等概念，不能排斥西方经济理论，但也不能用西方经济学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本，西方经济学为用。
学术建树涉猎广泛
杨圣明说：“我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劳动价值理论，二是消费经济理论，三是市场经济和价格理论，四是外经贸理论。”
杨圣明在研究中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观点。
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提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不但需要实物平衡，更需要价值平衡（包括财政平衡、信贷平衡和外汇平衡），且实物与价值之间也要平衡；居民货币购买力与消费品可供量之间有必要又有可能达到平衡；实物形态的国民收入不会出现超分配，而价值形态上的国民收入则可能出现超分配；计算和比较国民收入时，将国内价格换算为国际价格的四种方法，即汇率换算法、货币购买力指数法、实物分类加权指数法和居民家庭消费指数法，各有利弊，适用于不同场合；宏观经济中的价格既是计量商品价值或社会劳动的尺度，又是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的调节者。
在消费经济理论方面，提出了适度消费的标准，即“每个消费者或家庭的消费是否适度或合理，要以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来衡量。从静态上考察，收入大于消费，并有一定剩余，此种状态的消费乃是合理的或适度的；从动态上考察，消费、收入、储蓄三者大体同步增长，或者说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保持着一个常数，这种状态的消费就是适度的或合理的”。
在对外经贸理论方面，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内部，在各国的经济结构陈旧，增长方式粗放和经济体制不适应”；技术壁垒“正在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保护方式”；等等。
劳动价值理论研究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结合新的实践，要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当时有人提出劳动价值论是片面的、过时的，还有的干脆就用生产要素价值论冒充劳动价值论。一时间，劳动价值大讨论再度火热。
2001年，杨圣明发表于《信息专刊》第90、91、92期的《如何深化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加入了劳动价值大讨论的行列。他的这一论文同时获得了中国社科院2001年优秀信息特别奖。
杨圣明认为，自己在劳动价值理论研究中的贡献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首次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概括和归纳为十个方面。在国内国际上第一次全面概括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没有在一个篇章里专门进行解答，而是分散在他的大量著述中，其中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一章。我将它集中起来，总结归纳为十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这十个方面是必须坚持不能有任何动摇的。”
第二，提出着力从三个领域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这三个领域分别是：现在的时代是服务经济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多从实物产品出发，论述商品价值，对于服务形态商品讲得比较少，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发展服务劳动创造价值问题；现在的时代是科技时代。要加强对科技劳动创造价值问题的研究；管理劳动也创造价值。马克思时代宏观经济管理较少，而现在社会化程度比较高，不仅社会化，而且全球化，不仅微观企业管理创造价值，而且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也创造价值。“企业管理当然创造价值，马克思也说过。除了军队、公检法等国家行政管理不创造价值外，发改委、商务部等政府直接和间接的经济管理都创造价值，如同企业管理创造价值一样。”
第三，与西方劳动价值理论划清界限。与西方劳动价值理论应划清四条界限。一是要与萨伊等人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划清界限。萨伊的生产要素价值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两码事，马克思对萨伊的生产要素价值论进行了批判。二是要与马歇尔供求价值论划清界限，他认为价值是由供求决定的。三是要与庞巴维克等人的效用价值论划清界限。四是要与非劳动产品价值论划清界限。我们经常讲商品都是劳动产品，但是一些非劳动产品对我们非常有用，如空气、海洋等，它的价值不是劳动创造的。
“当时一段时间内，劳动价值论在中国面临严峻的挑战，当然，在西方它始终都受到反对，因为资本与劳动是对立的。”杨圣明说。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如果推翻了劳动价值理论，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都要被推翻。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经济学领域中的唯物主义，所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第一章就论述劳动价值论。
“对于是资本创造价值还是劳动创造价值，不同的人答案不一样。有资本的人绝对反对劳动价值论，所以，在西方有反对声音就不奇怪。中国过去没有反对声音，第一是因为舆论封闭，第二是因为大家都穷，都没有资本。现在有了资本，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就显现出来了，为资本说话的人也就站了出来。”杨圣明说：“对劳动创造价值提出最严峻挑战的就是资本创造价值，也就是生产要素价值论，最危险的就是这个。我认为容易驳斥的是供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而且对立性不那么尖锐，难驳的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背后有一批人为资本说话，例如北京大学晏智杰在《劳动价值学说新探》一书中就直接反对劳动价值论，他是利用生产要素价值论反对劳动价值论的突出代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日期：2014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