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4年6月17-18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与美国新经济思维研究所、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在上海共同主办了“国际货币体系再思考——布雷顿森林会议七十周年后”国际研讨会。诸多国内外专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全文如下：
对国际货币体系，现在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关注。
一个功能完备的国际货币体系包含三个基本要素：1.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2.这个货币和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3.用什么机制去处理当今世界贸易乃至国际资本流动出现的根本性不平衡状况，即我们需要一套机制解决各国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问题。
关于储备货币的选择。在20年甚至更长时间（30年、50年）里，我们看不到有单一货币能够取代当年的美元，一定是一个多元储备货币共存的情况。事实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之后不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趋势就已经开始。先是德国马克，然后是日元、法国法郎、瑞士法郎的逐渐冲击。上世纪60年代更大的冲击，是SDR（特别提款权）的推出，一直到整个欧洲货币体系的推出。由于这次危机，特别是由于中国的崛起，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
在储备货币选择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汇率问题。美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对中国指责最多的是汇率。它不会指责储备货币的问题。大量的资料显示，汇率是拥有储备货币国家的一个武器。中国的历史非常清晰地显示，一些国家在用汇率对中国施加压力。
储备货币如果不平衡了，它不可能通过调整储备货币、汇率来解决，于是需要调整政策。如果政策不能协调就是金融危机。现在看到了G20、金砖国家、G7，各种各样的新的治理体系，大家在这样一些治理平台上讨论来讨论去，就是讨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问题。
这个时候出现了主要国家央行间多边互换协议，我们特别关注它。我认为这是未来相当长时间里，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形式。
2007年，这次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就和欧洲货币当局、瑞士国民银行分别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当时是为了解决这两个区域的美元短缺问题。到2009年之前，这个互换协议，没有逃脱原来的含义，就是美国向世界各国供应美元。但2009年4月6日，美国和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瑞士国民银行签署了双边互换协议。这个互换已不只是沿袭布雷顿森林体系由美联储向世界各国供应美元了。这个历史性的协议表明，美国也需要其他国家的货币，它也面临着自己特有的一些流动性问题。此后，又有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签署，覆盖国家将近30个。到了2013年10月31日，有了总的解决，六国中央银行签署了多边互换协议。而且这个互换协议和过去不同，除了多边之外，还有几个特点：1.货币不限；2.期限不限；3.规模不限。
它事实上向我们展示了未来可能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通过各国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来解决储备货币的供应问题。
由于互换过程中要涉及利率和汇率，它潜在地解决了汇率问题，甚至解决了各国利率政策的协调问题。这样一个新的多边的互换协议，完整地解决了一个国际货币体系需要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所以有理由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
中国面对这个情况看得很清楚。首先，六国央行货币互换，中国不在内，它们是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加拿大央行、瑞士国民银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都是发达经济体。其次，与它平行的另外一个进程，就是国际贸易合作，从WTO开始进展到TPP、TTIP，可见，超级的自由贸易区域也在形成。所以超级的货币区域与超级的贸易区域在区域上是完全重合的，我们应该给予高度关注。
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做三件事：1.发展以人民币为中心的货币互换网络，到去年年底已有29个国家。2.我们要求和上述六个国家央行进行互换。现在就是美联储还不愿意与我们互换，其他国家也都有协议。3.由于人民币不可兑换，我们资本项目没有开放，即使把中国纳入到互换网络，我们的货币也换不了。目前的态势发展，促使中国必须加快金融改革，特别是要加快对外开放。在人民币可兑换、资本项目开放问题上，我历来持稳健的态度，不主张太快。但是现在的国际形势发展，迫使我们要加快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否则我们会被一个新的全球的货币治理和贸易治理的体系排除在外。
来源：东方早报 日期：2014年0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