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所谓“三公消费”，是指公费旅游、公款接待和公车使用。政府要正常运转，适度接待和公车费用，显然必不可少。然而，一旦“三公消费”泛滥，演变成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就难免触犯众怒。饮食宴乐，人之常情，适度为之，未尝不可。但以公款之花销，逞官员之私欲，则于情、于理、于法不容。当今之计，欲遏制三公消费上涨趋势，似宜借鉴明代张居正之改革三法。
一曰申纲纪
尚书有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春秋毂梁传•桓公十四年》：“民者，君之本也。”故殷周时期，即有民本思想之萌芽。商纣王无道，失民心而失天下。殷鉴不远，周公旦辅政时，曾告诫成王要“敬天保民”、“明德省刑”、“保民如赤子”。春秋以降，周室衰微，天下大乱，《史记》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计其数。其失政教训，惊心动魄，引发贤哲深思，故孔子载之以《春秋》，存之于史，传微言大义，以启后世君子。《战国策·齐策四》记载，齐王派使者问候赵威后，赵威后对使者言“岁亦无恙乎”、“民亦无恙乎”，再言“君亦无恙乎？”使者不悦，埋怨赵威后“先问贱而后贵尊”，赵威后作色道：“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赵威后之问，振聋发聩。
后五百年，有孟子者出，倡言“忧民之忧，与民同乐”、“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其仁政、王道与民生关怀与孔子一脉相承，而民本则出乎孔子。秦汉之际，董仲舒认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与上述赵威后之问一脉相承。宋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郑板桥在山东居县官之任十二年，其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足见与民忧乐之心。新时代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王彦生等，根植百姓，正大光明，鞠躬尽瘁，正心诚意，为民服务，实为典范。“任重不泯济民志，权高不移公仆心。”古代先贤教诲，岂能忘记？华夏文明，和合涵容，大道为公，不私一家一姓，不弃一草一木，故能称雄当时，绵延千年，虽历经磨难，而今《剥》极而《复》，《否》极《泰》来，而民本、尚公、和谐、均富等思想，为中华文化之魂。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根本内核。为人民服务，道理十分朴素，可谓大道至简，其中蕴含了久历风险与忧患的中国智慧和治理之道。为人民服务就是当今最大的纲纪。领导干部，唯有心中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思华夏于灾难深重之中顽强崛起之难，体会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开创之难，体察建国以来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之难，才能居安思危，心存惕励，内圣外王，为国分忧。古之君子，常怀尸位素餐之惧，常思居于此位，享此俸禄，何德何能足以当之？当今党员干部，亦应常怀虚己之心，正心诚意之心，反求诸己之心。察变观风，“三公消费”膨胀之乱源，盖因纲纪松弛，大防渐失使然。因此，申纲纪，存大防，正官德，振士风，是为遏制三公消费膨胀之大本。制度、法律纵然完备，然执行制度和法律之人，已然利欲之徒，则“徒法不足以自行”。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訾法家“内不阿权宠，外不避亲疏”，偶见事功，或名显天下，然“刻薄寡恩”，不若道家“虚静无为”之治。因此，法治实乃良吏之治。观当今西方之法治，法官“良心自由”和“内心确信”，为其基石，故将“人治”与“法治”决然对立，与实情相悖。客观上，良法之治端赖“人”治，但此“人”非“小人”，应为“大写之人”，即有高风亮节、道德修养之“大人”。明代张居正曾说：“车之不行也，马不力也，不策马而策车，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1]先贤之问，何其睿智！
二曰立法度
中国文化，重礼制德治，但不轻视法制；倡尚贤与能，但不否定法度。我国古代有丰富的法制思想，以法家最为典型。《韩非·定法》言：“申不害言术，而公孙殃为法”。《荀子·解蔽》言：“申子弊于势而不知智。”又言：“慎子弊于法而不知贤。”管子在《六韬》中提出“治国贵法”、“法顺天地”、“法贵必行”、“法贵利民”、“法配四时”、“法顺民俗”、“法贵责上”等法治思想。《慎子》则有法术与时势相济的思想。蒙文通认为：“荀子秉承申子，言术者大半，于法与势则略言之。”[2]历代治道，儒法兼备，释道兼容，顺势而为，与时偕行。因此，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载入宪法，使“依法治国”从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部署，把依法治国提高到“全面推进”和“加快实施”的新高度。
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但这个法律体系主要与市场交易有关。在与市场交易相关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主要有市场主体法（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外商投资法）；市场行为法（《民法通则》、《物权法》、《侵权行为法》、《合同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银行法》、《海商法》等）；市场规制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反倾销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反暴利法》等）；与市场交易相关的社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会法》、《未成年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矿山安全法》、《红十字会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相应地，三大诉讼法体系（《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在不断修订完善之中。
然而，我国尚未构筑起与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相适应的财税法律体系，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财税法律体系有待完善。在财政问题的学术研究方面，从经济学角度进入的多，成果亦颇丰，然而从管理的角度研究则少，而从法律和政治角度研究财政的成果则更少，从财政税史角度研究财政问题则少之又少。由于财政问题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单纯以经济学的维度进入难以揭示财政运行的基本规律，恐难以承担财政体制和管理改革的历史重任。学术研究是立法推进的先导。处当今国际化全球化大背景之下，财政问题已经是个综合性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治理问题，无历史治道经验总结和学术累积基础，其财税体制改革之制度设计，难免空泛而缺乏支撑。因此，改革应有理论先导，应承接历史底蕴，应长远谋划。当下，与财税体制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预算法》、《审计法》、《会计法》、《国有资产管理法》、《中央银行法》、《政府采购法》等尚待完善。目前阙如的法律也应适时出台，比如《社会保障预算法》、《国库收付管理法》、《财政转移支付法》、《国债法》、《外债法》、《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法》、《财政监督法》等。远期来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也有制定之必要，以使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法制化，当然，这是一个长期改革和探索的渐进过程。
当前，应重在完善预算法律体制。就三公消费膨胀而言，以“严法令”视角观之，应该在修订《预算法》上下足功夫。比如，（1）预算公开问题。现行预算法未赋予财政部门对部门预算的公开权，各部门按照自己的理解口径公布预算，其统计口径往往不一，某些部门公开范围较大，而有些部门则公开较少；另外，在预算向公众公开，以及应公众要求的公开方面，尚缺乏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支持，对拒绝公开的个案，公民尚无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这有待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以满足建设服务型、回应型和法治化政府的时代要求。（2）预算结余问题。实际工作中，地方政府在预算指标之外，往往下达超收指标，在预算收入之外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资金结余，这笔“机动资金”未纳入预算管理。（3）预算管理问题。目前的财政预算管理，项目预算管理多为事前审核，缺少事中审核和绩效审核，而某些支出绩效评价往往凭借人为指标，缺乏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在项目预算管理中，缺乏公众参与、专家参与和监督部门有机结合，其参与深度、广度和程度不够，亟待加强。（4）其他诸如“国库集中收支管理”、“ 预算外收入与支出” 、“财政专户”、国库“代理”与“经理”之争、“人大的财政预算审核和监督”、“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预算年度和先斩后奏”等问题，皆有详细论证和探讨之必要。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三曰核名实
《老子》有言：“智慧出，有大伪。”察今之世，弊在智巧滋张，名目泛滥，名实不符。智巧滋张，则巧立名目，鱼目混珠；巧立名目，则形实相悖，名实不符。为政之大本，在“正人心”、“立法度”、“核名实”，三者缺一不可。以下试言综核名实。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初入内阁，次年上《论时政疏》，历陈当时五大病状，“财用大亏”为其一病，但未见用。二十年后，隆庆元年（1567），再《陈六事疏》，呈“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之全面改革举措。综核名实是其改革内容之一。时官场贪渎恣肆、官以钱买、罪以钱免、怠安泄沓之风蔓延，居正重申前任徐阶“克服浮华、整肃法纪”之方针，从“核名实”、“考业绩”、“ 尊主权”、“ 信赏罚” 、“课吏职”、“一号令”着手改革。后创立“考成法”，凡大小官员，三、六年考核，置备名册，记载考核实绩。大凡用舍进退，不炫于声名，不拘于资格，一以实绩为准。“凡六部章奏，或覆奉钦依，或转行各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限”，置立文献三册，一册存查，一册送该科注销，一册送内阁审核。官员升迁黜退，与实绩相连，既详查实绩，又综合民意。当然，居正考成之法，实将六部之权总归内阁，使内阁由咨询虚位转为实操权柄，但其考成制和核名实之精髓，至今亦可借鉴。
比如，（1）当今官员之政绩考核，可将实绩与管理运行成本综合考量，年初核定管理运行成本，凡行政实绩与管理运行成本不匹配者，视为考核不合格。甚至，其“三公消费”单位严重超标者，不仅不得升迁，还须承担行政和法律责任。（2）严查财政支出中的名实不符部分，比如预算外支出、小金库、巧立名目等，实施严格的财政违纪责任追究制，将《预算法》、《财政部门监督办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财政监督政策法规落到实处。（3）实施财政支出信息公开，顺应时代要求，政府信息应适度合规公开，让社会和群众监督政府、国企和公共事业部门支出，以制约公权力。（4）实施适度养廉政策。高新未必养廉，但微俸则难以持久。人情之常，欲求体面与尊严，公职人员亦然。明太祖初年，行低薪政策，即便外放官员，差旅费皆出于己。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世风日益崇利，巨商大贾奢靡，官员渐至失守，明王朝亦渐至衰落，此教训不能不吸取。当今趋时之士，徒以攻讦官员为能事，言公务员加薪，则人人喊打，俨然禁区，然其热衷商贾，赞杨其“成功”，嘉许其“时尚”，则尺度有别，殊欠妥当。殊不知，廉正官员乃国之柱石，如德国之公务员政策，使之薪酬不低于私营部门，以吸引优秀人才加盟，以保持组织活力，以培养其忠诚。明代低薪，行之不远，今人尤当记取。（5）收入倍增计划应覆盖全体。正人心、申纲纪、严法度乃公务员必修功课，然饮食宴乐，养身齐家，体面尊严，虽圣人所不能免，亦不必免。客观上，十八大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自当覆盖全体，公务员亦位列其中，从而，公务员特别是刚入职公务员，亦能受收入倍增之福。
居正之改革，得失尽在史论，然其申纲纪、立法度、核名实之论之行，深得为政之要。总之，在反对铺张浪费、遏制三公消费、强化财政监督、严格考评制度方面，或可从以上视角谋划。为政之道，允执厥中，善守中道，而非持其一端，不及其余。若是，或可广闻见，补罅漏，臻完善。当然，囿于学识，如上所论之法，实为抛砖引玉浅见，挂一漏万，难尽其详，愿与时之君子，思勉而砥砺之，择善而从之。《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善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