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全国财政收支情况已经正式发布。从全国财政收入情况看，不仅又是一个“超收”之年，而且，“超收”的规模迈上了新的高台——跨入超万亿元时代。财政收入的“超收”，自然主要来自作为其支柱财源的税收收入的贡献。按照98720亿元的税收收入总额和22.6%的增长率计算，当年税收收入的“超收”规模为10684亿元。“超收”分别占到税收收入总额和增长额的10.8%和64.6%。
说到税收“超收”，不能不论及其原因。
“超收”显然同税收收入的增速高有关。按照2011年GDP增长速度9.2%计算，税收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长达13.4个百分点。即便在此基础上加入CPI（5.4%）的因素，从而在现价水平上作比较，两者之间的差额也有8个百分点之多。税收收入的增速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速，并且，高出的幅度颇大，当然会带来相当规模的“超收”。
“超收”也与财政收入预算的编制方法有关。我国的财政收入预算以及作为其主要基础的税收收入计划，其增幅的确定，历来都是直接搬用国民经济的计划增幅。比如，2011年，GDP的计划增幅为8%。于是，在财政收入预算和税收收入计划中，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增幅也一律定为8%。而实际的情形，如人们早就看到的，起码在近十几年来，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实际增幅几乎没有掉下过20%。作为一个必然结果，实际增幅与计划增幅之间的差额，如2011年便为14.6%，便形成了“超收”的来源地。
“超收”还同现行税制结构的失衡状况有关。虽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便确立了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的目标模式，但迄今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仍旧是70%以上的税收来自流转税。如此单一的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格局，使得物价水平与税收收入之间高度关联。物价的轻微上扬，便可能极大的推动税收增长。一旦遇到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物价上涨趋势明显的情形，还可能带来税收与物价的交替攀升。相对于其他年份，2011年的物价上扬之势一直迅猛，CPI爬升至5.4%，这自然会进一步垫高本已不低的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
“超收”又与“超收”收入的性质及其投向安排有关。“超收”不同于增收，后者系相对于上一年的增加额，前者则是相对于预算或计划的增加额。换言之，“超收”是政府所收获的超出了预算的额外收入。既属于额外收入，它便是没有许下任何婆家的、可以另行支配的钱。既属于超出了预算的收入，它便是游离于预算控制之外的、在安排上可以与正常收入有所不同的钱。对于各级政府部门而言，拿到了“超收”的钱，就等于拿到了追逐显赫政绩或提升自身福利的本钱。所以，相对于正常收入，各级政府部门对“超收”往往格外青睐。每到年度交替、“超收”数额浮出水面之时，“超收”便似一块好吃的不得了的唐僧肉，成了争抢的对象。尽管近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采取了一些针对“超收”使用的控制措施，但仍旧浇不灭对于“超收”的追逐之火。故而，“超收”规模越来越大，“超收”势头越来越猛，也就在人们的预期之内。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一年高似一年的“超收”，我们究竟应当且可以做些什么？
虽不能称之为药方，但人们迄今能够想到的几乎所有招术，都来自于对其病因的诊断。
既然“超收”的来源之一在于税收收入的增速持续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速，那么，能否下大决心，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中，同时启动经济结构和税制结构的调整行动，让两者保持匹配状态并实现两者之间的均衡增长？
既然“超收”的形成与现行财政收入预算的编制方法直接相关，那么，能否让财政收入预算脚踏实地，从实编制，而不再盲目照搬国民经济计划增幅？或者，仿效其他国家的做法，把主要精力放在财政支出预算编制上，而对财政收入改行预测办法，不再编制财政收入预算？
既然“超收”的形成同现行税制结构的失衡相关，特别是同物价水平上扬的推动有关，那么，能否对现行税制结构做较大手术——增加直接税、减少间接税，从而弱化物价水平与税收收入之间的关联度，让物价与税收各自回归正常轨道？
既然“超收”的动力之一在于各级政府部门对于“超收”的偏爱和追逐，并且，依照基本规范， “超收”收入不能转作当年支出，那么，能否痛定思痛，实施强化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约束机制的重大改革，彻底改变目前由行政系统主导“超收”的局面，真正切断“超收”与“超支”之间的必然联系？
上述的这些话，其实，并非是今天才有的新发现。除了笔者之外，还有不少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点表达了同样或类似的见解。现在的关键是要启动改革，攻克既得利益堡垒，把该做的事情做起来。总之，一句话，在“超收”问题上，无论如何，不应再让我们每年都重复去年的故事。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财经报 2012年02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