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已经遭遇两次大规模危机：一次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另一次就是当前人类正在经受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让世界各国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和西方国家对于危机的管理有着迥然不同的方式，也让人们开始对比中国和西方国家制度上的差异。这两次危机的应对方式、取得的实际效果、国家治理模式等，都值得学界进行深入思考。
在经济发展方面，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可以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年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它们在脱贫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和越南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均高于美国。但是，在西方学界，很多人并不认可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成就，认为这种高增长是以牺牲农民工和环境为代价的。但实践表明，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在绿色技术（特别是太阳能）发展方面作出如此大的贡献。中国的公共基础设施扩建速度惊人，对外贸易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功正助力中国公司和基建行业走向世界。然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批评。如果我们把关注对象转向地球的另一端，就会看到，美国尚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苦苦挣扎。危机迅速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导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下滑。这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正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中美的表现可谓悬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一方面果断实施封城，阻断疫情的传播；一方面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驰援武汉。中国其他省份纷纷援助防护服和口罩等短缺的医疗物资，方舱医院拔地而起。政府号召全体国民戴口罩，居民小区封闭管理，可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数字化信息服务程序（如健康宝等）得到广泛应用。由于封锁，湖北省2020年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即便如此，正如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加布里埃尔·费尔贝迈尔所评价：中国将主要感染限制在武汉地区……并且与其他国家相比，很好地度过了危机，并保持了经济的增长。据相关机构数据统计，在美国，截至2020年10月19日，有22万余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过800万人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10月底，欧洲进入第二波疫情的中期。迄今为止，政府对民众提出的防疫要求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有些国家决定进行二次封锁或采取约束性更强的限制社交距离的措施。
2020年8月，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武汉市举办了一场大型泳池派对，该视频让全球媒体为之惊叹——在中国武汉，成千上万的人尽情享受并庆祝他们重获自由。然而，这个视频通过德国媒体的报道，被解读成了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而此时的欧洲各国，病毒仍在迅速传播，不少民众却在抵制政府出台的防疫措施。
在防止新冠肺炎传播方面，不得不说，继续采取防疫措施以避免疫情蔓延对欧洲各国和美国至关重要。尽管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存活率达90%以上，但决定性因素取决于一个国家被感染者的总人数。即便致死率很低，但如果病毒蔓延严重，死亡率（每百万人的死亡人数）还是会很高。这也驳斥了“群体免疫”的观点。如果在奥地利实施“群体免疫”，最终的死亡人数将会增加30万人。
在事实面前，我们无法否认社会制度对抗击新冠病毒的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正如奥地利报纸的指责：“资本主义国家的卫生政策不会提出具体的抑制病毒的举措，因为这些措施会限制公司进行资本积累。因此，至少在疫苗大规模投入生产之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死亡率将会时高时低。”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国际政治的话语体系中，出现了一些违背合理性、国际法或其他约束性合约的情况，这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明显。尽管国际机构制定出的最佳规则也不能完全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但美国摒弃传统规则，完全不尊重其他竞争对手、企业或国家，图谋独自制定新的游戏规则的做法仍需警惕。在西方国家征服、控制和利用他国的殖民主义时代，白人男性的优越感与西方国家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的优势紧密联系在一起。今天，那些霸权主义言论、“美国优先”的声音，听起来正是那个时代的回声。这种优越感使他们经常将贫困人群和社会弱者的苦难归咎于其自身的不幸。更令人担忧的是，话语的转变不仅与发声者有关，同时也与听众和读者息息相关。那些情绪化的、非理性的话语往往不乏模仿者，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正蜕化为发泄情绪的工具。为了建立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多极世界秩序，我们都有必要保持耐心，秉持相对温和的语言及态度，共同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作者彼得·卡尔·弗莱斯纳系奥地利维也纳科技大学信息学系社会控制论专业教授）
（译者王艳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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