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中央提出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广泛关注。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的国情国力和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发生较大的变化。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央准确分析判断世界经济发展大势、我国当前与未来经济发展阶段转换存在的优势与劣势、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进一步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所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对我国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深入认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后的经济规律，明确构建新发展格局所要畅通的关键环节，制定相关对策，有利于“于危机中谋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向新发展格局转换的经济条件
无论是促进出口（满足外需），还是扩大内需本质上都是促进供需对接。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收入和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等在内的要素成本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比较低，虽然具有吸收外资的比较优势，但是因本国消费能力弱，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需要外需支持，否则国内生产的大量产品就无销路，产品生产无法循环，经济发展无法持续。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供给能力也有限：日用消费品花色品种少，许多家电不能生产，工业产品和原材料供给不足，公共服务严重落后，无论是居民消费需求，还是企业和政府消费需求，都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实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方针，一方面使我国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另一方面解决了我国当时消费水平低、供给能力弱等问题。因此，外资和外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占较高比重。
现在我们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总的来看有两个背景：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泛起。我国需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制订新的策略参与经济全球化。二是我国国情的变化。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后，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形成了完整工业生产体系，农业生产能力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快速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外需虽然对中国经济发展仍然重要，但已不是主要贡献者。我国供给能力已基本上能够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
就当下来看，受国际金融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全球跨国投资增长下降、贸易萎缩，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进一步打击了全球投资与消费。我国趋于平稳的疫情和逐步恢复的市场消费、稳定的政策环境和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使我国不仅具有保持“世界工厂”的条件，而且正在成为全球消费增长中心。促进国内供给和需求有效对接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如果说，“两头在外”、扩大和利用外需的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那么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样顺应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阶段和格局的变化。
进一步看，当前世界经济衰退，既有结构性问题也有周期性问题。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加大需求引导，可有效地应对因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周期性问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市场潜力巨大。以内需为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另一方面也顺应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以需求为导向配置资源。而且，我国地域广阔，东中西部和南北两地的经济发展级差和地理等方面的差异构成了不同层次的需求和消费周期，使得生产者具有更大的市场空间和调整余地。这些都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任务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促进经济活动的畅通、连续。畅通包括国内各个环节、各个产业、各个部门、各个区域之间的畅通，也包括国内与国外的经济联通。在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避免经济活动中断和分割是首要任务。因此，要保持产业链的安全和供应链的稳定，坚持以创新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发展的主动权。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任务概括起来就是：打通创新链、强化产业链、稳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
一要打通创新链，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改革开放初期，正值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我国采取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发展方式，加速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推动了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形成了我国一些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关键原材料对国外的依赖，缺乏世界知名品牌，这些都对我国产业升级和产业安全形成较大的制约。创新链是由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一系列活动及其主体组成。推动国内大循环，首先要畅通产学研之间的联通，打通我国创新的市场障碍，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链：即面向企业和产业需求，加大我国基础性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投入，整合科技力量，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设立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或实验室）和中试平台，为企业和产业提供先进的科技成果和技术解决方案。同时，还要组织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通过创投基金等金融手段，构建自主创新的市场容错机制，培育一批采用国产技术和设备的产业群，为国产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建立市场空间，为自主创新“最后一公里”铺路架桥。
二要补强产业链，确保经济协调稳定。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产业发展呈现本土化、区域化趋势，尤其是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全球产业链进行调整和重构，直接影响到我国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一方面，发达国家推进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回缩国内；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产业升级提速，要素成本攀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减弱。链式发展是当今产业发展的基本形式，发达国家的打压与制约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与争夺，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建立在全球产业分工基础上的产业链形成了制约。加强产业链薄弱环节建设、维护产业链安全是保持我国产业体系完整性和发挥竞争优势的重要一环。具体来看，防止低端产业链被过早切割，要充分依托我国巨大市场及其需求层次的差异、国土幅员广阔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促进多层次的产需对接，调整产业布局。避免产业链在高端断裂，要在经济发达、人力资源丰富的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加快发展科技型产业，完善国内产业配套体系，形成替代进口的技术储备、装备储备和产品储备，确保我国产业发展协调与产业链畅通，避免产业链中断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损失。
三要稳定供应链，增强本国企业的合作力度。全球产业分工网络是以大企业为中心、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分工网络。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大多数企业经营规模、专业化协作与国际同行相比有较大差距，缺乏促进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深度合作的“链主”企业，中小企业之间分工协作主要发生在产业集群，本国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带动力较弱。这导致我国供应链协同管理能力不强，产能过剩矛盾较为突出。同时，受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影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畅通大中小企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引导中小企业加入国内供应链，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国内市场空间。
四要提升价值链，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不是要关上国门，而是将我国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有机嵌入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之中，让其成为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增强不可替代性。要以产业需求和技术变革为牵引，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要利用我国在部分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先发优势，增强“中国制造”的品牌影响力，以对外投资和产品输出带动中国设计、中国标准输出，增加技术服务价值，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位势。此外，我们还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增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黏合度，逐步实现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提升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给我国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与相关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关键要办好自己的事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要办好自己的事，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动力。
第一，通过体制改革降低要素成本，提升企业投资意愿。近年来，我国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创新投资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为此要通过稳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企业投资意愿：一是完善土地供给制度，扩大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二是加快完善资本要素市场，畅通资金流通，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三是促进劳动力素质提升，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鼓励科技人员流动和多点从业，并给予相关税收优惠。
第二，进一步强化统一市场建设，消除阻碍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要着力打通阻碍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畅通的体制机制障碍，破解因资源配置不合理在上述环节形成的“堰塞湖”和“断头路”。比如，在生产环节，要畅通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在流通领域，要解决港口、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连接短板，形成无缝对接物流网络，降低物流运输成本；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畅通不同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商品流、信息流。在对外开放方面，要通过建设高水平的开发区、自贸区、自贸港、保税区等，开创面向更多国家的国际大循环；从制度、技术、规则上打通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痛点和堵点。
第三，推进新技术的应用，增加技术研发、基础研究和教育的投入。政府要围绕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平台公司、重大投资项目等，引领企业和社会进行投资；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基建以及推进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项目要给予融资和税收倾斜；重点加强产业配套发展能力，巩固传统产业链优势，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增强参与国际循环的控制力和稳定性。在这一过程中，要用好政府采购手段，撬动民间投资，引导龙头企业盯紧关键环节的研发，逐步实现在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的进口替代，向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攀升。要认识到，人才不足是我国制造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要大力推动新工科教育发展，改革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制度，加大基础研究人才和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为我国产业升级、增加国际竞争力储备人才。
第四，加强产业国际合作，提升产业发展空间。在当前的复工复产过程中，要注重加强恢复国际供应链，为外向型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特别是要推动优势企业以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自主知名品牌、营销网络等为依托，带动技术、标准、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拓展供应链协同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对全球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努力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链主”企业。还要看到的是，我国中小企业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中小企业停业或者关闭，直接影响就业形势。保住中小企业也就是保就业、保稳定。为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政策援助。一方面为其创造条件加强与国内大企业的合作；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供应链体系中的配套作用，鼓励其专、精、特、新发展。要继续坚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参与跨国并购等方式，建立健全全球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企业国际化布局和运营能力。总之，我们绝不能主动关上大门，而要推动形成以“链主”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相配套、高校科研机构与金融机构相协同的产业发展生态，强化国内外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关联互动，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转自《经济日报》，202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