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世界或者是国际全球的角度讨论我们的主题，中国经济改革动力的探索。
我的理解，全球化的演进是世界大势基本的形态。经济体系和经济规则的国际国内的对接是衡量我们是否顺利重要的标识，当前对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的反思，正引导全球经济深度的调整，市场体系和治理规则，处在重要的转变关头。对于下行压力正在加大的中国经济，如何认清形势，把握机遇，通过改革完善我们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是十分重要的战略选择。为此，我以“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体系和国际规则”为题讲四个方面。
一、全球化的演进的阶段特征，距今为止全球化分为几个方面，早期帝国化的萌芽时期，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的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跟西方通商贸易，公元前的119年，西汉的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开创了古丝绸之路，当时的葡萄牙和中国在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海上探险，开辟了海陆的贸易通道。文化的全球交融也由来已久，比如说迁移的朝圣，西天的取经等等，可以称之为全球化早期区域性的出行。
二、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化的起步时期，公园1500年前，哥伦布等航海家开通了通往东印度的航线，将五大洲连成了一片，当然还有比他们更早的郑和就已经走访过欧洲和非洲。全球化的过程，也是欧洲殖民化扩张的过程，他们将他们的制度推向世界，使绝大多数的地区成为殖民化统治的地区。
三、工业化大发展时期。十八世纪以蒸汽机为动力，纺织业为开端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在英国兴起，生产能力百倍的提高，大量过剩的工业品涌向了世界。二十世纪以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革命带动了世界的发展。
四、二战后的全球化的扩张时期，大战后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技术革命进一步的深化，国际不断的分工。国际冷战后，制度性的催化和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的推动下，全球迎来了新的国家时期，特别是到了新世纪的初期，大数据、3D打印、新能源、纳米材料、生物技术等等新一轮的科技技术初见端倪，各项技术相互推进，一旦出现重大的突破，全球化的影响将远胜于前几次的工业革命，全球化的演进的历史潮流，将不可阻挡。
2012年以贸易计算，全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已经分别占到全球GDP的25.5%和6.1%。因为2013年的数据要到3月末才出来，因此我还没有。据我初步的估计2013年全球的贸易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战全球GDP的比重还会略升高一点，这一数据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始终是学术研究和衡量全球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数据已经发展很快，达到了16%多，但是第二次大战破坏了全球化，二战的初期这一数据只占了5.5%，二战结束后迅速的恢复，到前年两者加起来，占了全球贸易的1/3。
我们同时要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正在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被全球化纳入其中，然而这里面大国的博弈，不同文化的冲突，民族宗教的矛盾以及区域发展，地缘政治的胶着等等都使全球化的进程更加的迂回曲折。最近发生的东盟国家的动乱，伊斯兰的事件，中东叙利亚、利比亚都说明全球化不会平等的发展，一定会在曲折和反复中前进。
第二，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体系和经济治理。
经济全球化可以在危机和冲突中继续的前行，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实行着市场经济的体制，尽管彼此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有所差异，市场开放的程度有所不同，市场的竞争性以及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使所有的经济体都清楚的认识到，我们不搞市场经济可能会被边缘化，我们参与了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我们必须保护本地区弱小的企业，这也就是全球化中间治理的两面性，突出的表现在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博弈。
二战后全球治理的体系是因为欧美国家建立了主导全球体制管理的三大制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和由此蜕变的世界贸易组织，他们共同构成了全球治理的三大支柱。早在1944年世界大战还没有最后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他的倡导下，我们全球召开了布列顿森林体系会议，对世界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确保全球全球金融制度正常的运行，但是1971年美国总统宣布不能再把黄金和美元挂钩，在1973年出现了最大的经济体的违约，之后出现了牙买加森林体系，不能解决汇率的稳定性，为今后危机的频繁爆发和各国的汇率之争埋下了伏笔。
世界银行关注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南北有区别的责任问题上经过苦苦的探索，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由关贸总协定演变过来的现在的WTO，它是有别于其他国际多边组织的国际机构，承担制定和完善多边的贸易规则，处理争端的解决，监督成员贸易政策制定等等。2001年在“9·11”事件发生两个月后，世界贸易组织启动了多哈发展规则，当时很多的因素也是应对“9·11”后各国团结和抵御非传统性的安排，但是客观的讲，对推动多哈成功的一些困难和细节的考虑还是有所欠缺的。多哈回合的谈判经过了11年，大家对此失去了信心，去年巴厘岛的19国会议上取得了一些成果。
我们综合的来看，全球二战后的治理，对整个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既适应又不适应，客观的讲，既稳定了相对发展的国际环境，又对国际环境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没有解决的能力。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治理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治理平台此起彼伏，三大支柱纷纷改革，但其效果仍待观察，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陆续进行了份额和投票权的改革等等，但是至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多哈进展缓慢，前面讲的2013年巴黎会议通过了早期的收获，但是这些收获是否可以让大家重拾多边贸易体系的信心，拭目以待。
G20货币联盟和区域合作开始走向了前台，填补了三大制度集体的缺位，在宏观政策协调方面G20的地位在危机中迅速的上升，但是随着危机的深化和各国宏观政策取向的各异，成员之间的合作也开始减少，同时G20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开始遭到一些质疑。虚拟经济治理方面，去年美欧主要发达经济体形成了一项长期性无限制的多边互补货币互换协议，形成了超级货币的联盟，甚至有人怀疑是否会挑战现在的IMF。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美国牵头的TTP和TTIP占领了太平洋和大西洋，成为新规则的试验田，很可能对未来的国际规则起着标杆性的作用。“两洋战略”和美国推动的区域合作，实质是绕开了多边谈判的对手，结合一部分贸易伙伴，先达成趋于一致的意见，待执行和条件成熟后，还是要退回到多边，形成对多边原来对手的一些倒逼的机制。
中国从2002年开始对外商谈自贸协定，目前签署了12个涉及到20个经济体的自贸协定，中国还将按照全面参与重点突破的原则推进中韩、中澳、中日韩、东盟10个国家加上中、日、韩、澳、新、印自贸体的谈判。
第三，后危机时期国际规则的重构。习主席讲，我们必须要跟世界大世界和当前这些规则的重构，表现着国际经济贸易投资一些规则和谈判的方向，还有博弈的可能。早期的国际贸易关注着货物贸易的关税、补贴和市场准入等等，1986年的乌拉圭协议启动后，投资贸易和知识产权等越来越多的议题纳入到谈判中来，近年来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等所谓的二十一世纪新议题备受关注，我简要的介绍几个热点的规则和内容。
1、服务贸易，2013年美欧联合中国的台湾、香港等等独立的关税区在内的组成了服贸自由的谈判，2013年启动了服务贸易国际谈判，这是在世贸组织下的谈判，致力于混合式的清单，服务模式的中立，跨境贸易数据的流动等等新规则，因为多哈回合谈判自“9·11”以后没有突破，因此服务贸易的多边洽谈上，美国无法得到既成利益，因此组成了这一服务贸易谈判，现在进入了深入的讨论。服务贸易原来有些旧的规则，比如说服务贸易总协定，它和新的正在讨论的协议之间会融合，组成服务贸易全球新的框架。2013年9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我们也参加这次新协议的谈判。
2、危机后主要的经济体积极的开展了投资规模的谈判，其中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投资者可直接对东道国提起争议，等等新规则已经被广泛的接受。投资的自由化的倾向十分的明显。中国政府在2013年7月正式提出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方式跟美国商谈中美的双边贸易协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能是结束全球目前贸易规则碎片化的契机，因为全球有关投资的协议现在有3700多个，所以说它的碎片化是因为内容是相悖不相符的。各个国家希望世界上有一个类似于世界贸易规则的投资规则，而中国从过去对海外投资几十亿到去年已经超过了900亿美元，今年预计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左右，我们从自身出发也非常希望世界上有一个投资的规则。
3、知识产权的规则。在WTO的框架内跟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它是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基石，但美、欧、日认为范围狭窄，标准低，于是联合了40个国家，达成了反假冒的协定，目的是扩大保护的范围，提升执法的标准。尽管这一协定是否可以被批准有很多的困难，因为标准过高，欧洲对此提出了质疑，但是美国在TPP中将协议中的有关内容写到了TPP中，而且提出了更高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标准。假冒伪劣严重的情况下，如何借鉴TPP等组织规则，从而提升创新和全球的国际竞争力。
4、政府采购规则，几经修改，到了2012年形成新的版本，它强调非歧视性和公开性的原则，促进政府采购的市场开放，2012年的版本目标更多，首次纳入了反腐败的目标，范围更广，新增了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内的政府采购近500个要求。中国从入世的时候就宣布我们要加入政府采购协定，因为这一协定并不是世贸组织160个成员的协定，而是成员中一定成员参加的多边的协定，也就是多边中的小多边。中国政府承诺2007年底中国承诺加入《政府采购协议》，但是各方面的要价相差甚远，至今还在《政府采购协议》的门外，我们参加有利还是不参加有利，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制定了购买美国货的法律，同时提出符合世界多边协议的签订，对政府采购协议的成员如何买美国货的规定，我们应该如何平衡，如何降低对方的雄心和要价，因此我们要参与讨论，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5、竞争中立和国有企业的界定。竞争中立成为国际贸易谈判重要和无法回避的议题，这一概念，并不判断国家所有制的优劣，也不要求企业的私有化，但是要确保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公平参与竞争，对于国有企业享受政府的财政性补贴，要求有明确的规范和透明度的要求。原来我们觉得，参加和讨论这个问题，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我们党的改革和决定，给全民深化体制改革指定了方向，为我们主动参与中立规则的讨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总之我想说规则重构是国际上对现行规则的修补调整和完善，各种力量综合博弈的结果，未来五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全球经济治理的平台可能将深度的调整，一系列重大的贸易和投资的谈判或将结束，这很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国际规则的体系。
汇报最后一个题目，我们如何顺应大势，探讨改革红利的思考。
全球的市场体系和国际规则是我们顺应世界大势，为中国经济探寻改革红利的参照性，从国家层面把握，我们可以考虑积极主动的参与国际规则的重构，确保取得利大于弊的结果，并以此来推动国内的改革，从省市的地方层面思考，尤其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先驱出发，我们可以积极的争取成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先行区，以全球化的市场体系和国际规则来倒逼自己的行政体制的改革和本地区企业制度的改革，取得经验后逐步的推广。
优秀地区的营商环境应具备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国际化。有一大批通晓国际规则的人才，善于把握国际经济的走势，为地方经济发展获得更大的改革开放的红利。
第二，市场化。深入的融入全球的市场体系，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努力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更高的价值。
第三，法治化。有一个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服务于执法之中，不担当和不作为的腐败之风降到最低点。
作者：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
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