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制约我国经济较快复苏及增长动力进一步提升的主要问题和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居民收入上升较快，却难以有效转化成消费需求。近些年，我国居民收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特别是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达到了9.6%，甚至超过了当年7.8%的经济增速。然而，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居民收入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被用于储蓄，消费占比不断降低，继而影响了消费的较快增长。不仅如此，我国目前存在的住房成本上升、教育支出增加、商品税费过高等问题，更是加剧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而且，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进一步降低了我国居民的总体边际消费倾向。事实上，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从2000年79.6%大幅下滑至2011年的69.5%。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阻抑了消费需求的有效扩张。
2．企业转型升级面临重重困难，抑制了外向型过剩产能的尽快消解。我国除了存在部分重工业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外，还存在着部分出口导向型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的产能过剩。这是因为，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导致部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出现了永久性的下降。这一类企业的产能过剩，只有通过相关企业的转型升级才能根本解决。但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成功取决于诸多条件，个别企业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含量和打造品牌等方式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不过作为企业整体，却只能采取转变经营行业的方式实现转型升级。当前，在国内市场消费需求增长有限，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进入门槛较高，以及金融支持力度偏弱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的转型升级存在较大难度，从而使得相当多的外向型企业陷入生存困境。
3．城市化的成本在持续加大，阻碍了经济活动效率的稳步提高。2011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超过了50%，这标志着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城市化可以带来了产业和人口在城市的聚集，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近邻效应、分工效应、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场效应等积极效应，从而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过度的城市化则会带来空气污染、交通拥挤和住房紧张等问题，从而降低经济活动的效率和居民生活的质量。目前，部分大城市特别是行政级次较高的城市，产业和人口急剧增加，已出现了过度聚集的特征，继而出现雾霾天气频繁、通勤时间上升、住房成本高涨等问题。过度城市化的这些负效应，已经超过了城市化所能带来的正效应，在降低经济活动效率的同时，也抑制了人们正常的生活消费需求。
4．体制改革有助于提升增长潜力，但短期内的扩张效应却不易显现。中共十八大和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和继续推进改革的决心。即将或已经进行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能源体制改革和政府部门管理体制改革等，将从根本上提升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然而，由于当前经济形势仍然不容乐观，部分改革具有的经济紧缩效应将不利于经济稳定运行。如环境管理体制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政府部门管理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在改革之初会通过抬升成本或减少需求等途径产生某种程度的经济紧缩效应，削弱了财政税收体制和收入分配体制等领域改革所带来的需求扩张效应。如何把握改革推进的节奏，以及合理安排各项改革的组合方式，充分利用体制改革所能带来的扩张效应，促进经济稳定运行，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5．地方债务风险和货币信贷风险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为了矫正以往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经济结构扭曲，我国未来将更加关注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试图通过深化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推动力，所以基本放弃了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和消费刺激等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复苏态势仍然不是很明朗，部分改革、结构调整和房地产调控又具有一定的紧缩效应，从而仍然需要继续坚持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增加和财政收入增速的降低，对财政政策可以扩张的力度形成了较强的约束。一季度全国公共财政收入32034亿元，增长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同时，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保障房建设任务，在较高债务基数上不得不再次借助投融资平台进行发债，偿债负担有所加重。这些情况限制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和结构调整的选择余地。同时，一季度广义货币余额M2达到103.61万亿元，货币扩张所能带来的需求效应有所下降，而推动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却增加。再考虑到地方融资平台偿债负担的增加和产能过剩行业不良贷款的上升，货币政策的扩张空间也趋于缩小。以上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宏观调控的灵活性。
二、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周期性复苏和结构性调整的双重任务，这要求我们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要更加注重长期体制的灵活安排和短期政策的合理布置，一方面要促进需求稳步回升，另一方面推动供给效率的不断提高。
1．继续推进税费改革，合理调整和降低居民支出负担，有效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我国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体制，流转税带来的问题是，无论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者收入状况如何，都要负担同样数额的税收，这就会造成中低收入者的税负相对过重，而高收入者的税负过轻。同时，我国普遍存在的物流成本过高和收费项目繁多等问题，一方面会降低企业利润从而降低应缴纳所得税，另一方面还会抬高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也加重了居民消费的负担。因此，应推动流转税制改革，逐步建立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特别是要减免部分服装和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应缴纳的增值税，大力清理收费项目，坚决杜绝乱收费，加快物流领域改革，持续降低物流成本，从而减少商品或服务中含有的过高税费，降低居民支出负担，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提升。
2．加快服务业领域的改革，以服务业的发展来带动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居民服务消费需求。除了部分高科技产品以外，我国许多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效率与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相比并不低，但是相比之下，我国服务业发展却明显滞后得多。我国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因为，只有我国服务业能够健康快速发展，才能为居民提供更加丰富高效的服务产品，才能引导企业成功转型升级，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结构。当前，我国应继续加大金融、通讯和运输等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和准入，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同时，要尽快完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适度推进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并宣扬正确的消费理念，防止过度消费；还要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降低其城市化成本，鼓励他们消费更多的服务产品。
3．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营造一个更加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国有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一季度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仍然接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但是，国有企业经理人往往具有较强的资源控制欲望，热衷于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盈利能力却不能相应增长；部分盈利丰厚的垄断企业，其盈利也并不单纯来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下降，还来源于不正当竞争和产品定价权的垄断；同时，也有一些国有企业擅自进入市场化竞争性的行业，利用国资背景及母公司的支持，与非国有企业进行不对等竞争，扰乱市场秩序。我国目前的重工业行业产能过剩，垄断性行业的进入高风险，金融行业的资金误配置等问题，无不与国有企业以上这些消极属性有关。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规范和严格国有企业经营范围，降低国有企业垄断程度，加大对不正当竞争的惩处力度，推动国有企业经理人职业化，严格国有企业成本利润考核，稀释国有控股企业中的国有性质的股权，以此促进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的提高，并为其他性质的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4．采取措施促进中小城市发展，通过产业和人口的合理布局获取最大的城市化收益。
由于大城市行政层级较高，教育、医疗和人才资源充裕，以及享有诸多优惠政策的开发区密集，这些城市的产业和人口迅速聚集，已经开始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与此同时，很多中小城市特别是县一级城市由于公共服务缺乏，经济优惠政策覆盖不足，社会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制约，人口和产业聚集程度还很低，不能获取足够的规模收益。而且，很多外出务工人口在大城市工作和租住，却在中小城市购房置业，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因此，当前需要积极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高中小城市的教育和医疗水平，健全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而且，今后的发展优惠政策，要更多地向中小城市倾斜，例如，要提高县级城市税收留存比例，降低当地企业所得税率，批准更多建设用地，大力鼓励金融、商业和物流企业的发展，等等。通过以上这些措施，逐渐在中小城市形成产业聚集，继而吸引人口聚集，最终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
5．加强对投资信贷主体的监管，消除适度宽松经济政策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在当前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仍然十分必要。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上升、部分区域和行业金融风险仍存、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滑、广义货币余额存量过大等问题的存在，盲目扩大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势必会进一步加剧隐存的债务和信贷风险。因此，今后在保持宏观调控适度宽松的总体基调不变的情况下，需要着力提高对投资信贷主体的监管，保证经济金融的健康运行。例如，要严格限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贷的规模和用途，加强项目贷款使用监管，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创新开发模式，实行基础设施项目和周边商业设施综合开发，提升项目开发的经济效益；清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中对某些项目过度补贴等优惠政策，避免地方无序竞争造成产能过剩加重，以及可能由此导致的行业偿债能力下降和不良信贷的上升；合理测算政府扩大投资的规模和结构，力求项目投资有助于消化一定的过剩产能而不会刺激新的过剩产能的出现；对暂时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加强监督的同时，鼓励银行对其实行债务展期，避免盲目抽贷而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并推迟企业应纳税款的上缴甚至予以豁免，帮其渡过难关。
作者简介：吕风勇，国民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综合经济战略研究部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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