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0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下滑至1.7%，创年内新低，生产者价格指数也还处于负增长区间，通货紧缩风险依然存在，不过，当月工业增加值增速进一步回升至9.6%，比上月提高了0.4个百分点，经济触底回稳迹象有所加强。10月份我国出口增速提高至11.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提高至14.5%，1～10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上升提高至20.7%，三大需求都有不同程度的回升，是促使经济回稳的关键因素。其中，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提高对稳定经济的作用至关重要。
然而，我们还不能轻言“稳增长”政策已经初见成效，而不再做体制机制和政策性调整与推进了。事实上，1～10月份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1～9月份提高了0.7个百分点，但是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下降了0.5个百分点，中央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提高了2 .8个百分点，地方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没有任何提高。这些数据表明，中央政府扩大投资的政策效应虽然有所显现，但是经济内生的投资动力仍然缺乏。由于出口主要受外部因素制约，消费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而难以在短期内启动，只有投资才是“稳增长”政策最主要的着力点。当前，我们应该及时地通过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破除那些会阻碍投资增长的因素，努力创造新的投资热点，促进我国经济回稳和重新步入新的增长轨道。
当前，对我国投资形成制约的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企业经营负担过重，提高了企业投资的成本。
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不尽合理，税率设置过高以及分税制下地方政府具有扩大收费的冲动，增加了企业的税费负担。同时，我国融资结构扭曲，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以及中央银行过度依赖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进行外汇占款对冲，则直接或间接地抬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企业经营负担过重会导致投资的边际成本上升，在产品边际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将迫使企业降低投资规模。
融资成本差异较大，扭曲了企业投资的结构。
我国一直存在着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融资便利且成本低廉，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且成本高昂的现象。然而，由于后者的生产效率要明显高于前者，融资成本的差异就会引导资源过度向效率低下的企业或行业流动，效率较高的企业或行业却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发展，从而带来企业投资结构扭曲。其后果是，部分行业或企业产能会严重过剩，而部分行业或企业又无法获得足够的发展，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率偏低，阻碍了投资应有的增长。
科技创新能力较弱，阻碍了企业投资的升级。
我国目前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技工等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新瓶颈。而且，我国在许多领域缺乏核心技术，科技成果产业化存在体制障碍，技术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对企业转型升级也形成了制约。我国企业由于缺乏技术支撑而无法成功转型升级，不仅降低了企业盈利和投资能力，更削弱了企业扩大投资的意愿，从而会减少为转型升级而进行的投资。
专业化分工程度偏低，降低了企业投资的效率。
我国还存在着专业化分工程度偏低的问题。当专业化分工程度过低时，企业投资效率将无法得到有效提高，经营成本也就难以降低，会使得企业投资边际成本偏高，产品供给偏少，企业投资规模自然无法提高。目前，我国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无法有效带动专业化分工向纵深演化，已经成为了制约我国工业企业投资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不仅抑制了工业企业投资的增长，自身的投资反过来也受到限制。
行业进入壁垒过多，限制了企业投资的机会。
我国许多行业仍然存在着许多进入壁垒，虽然有些在名义上已经被废除，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又会以新的形式存在。诸如，即便同样需要审批的投资项目，国有企业相对容易获得通过，而民营企业则会拖延较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成本，甚至根本无法获得通过；原有垄断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而新进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则会遇到重重困难。还有，新进入企业有时会遭到原有垄断企业各种形式的封杀而经营惨淡甚或不得不退出。凡此种种，表明我国行业进入壁垒仍然过多，限制了企业投资的机会。
终端消费需求不振，约束了企业投资的扩张。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不完善，以及教育和医疗等费用高企，我国居民一直存在着储蓄率过高和消费率太低的现象，使得终端需求难以有明显的增长。特别是在今年，伴随着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的持续下滑，居民消费信心严重受挫，消费增长乏力。这些因素致使产品需求不足，生产价格下滑，企业增加投资扩张产能的行为受阻，约束了企业投资的扩张。
针对我国投资领域中存在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结合当前仍然低位运行的经济形势，我们认为亟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和推动体制改革：
第一，继续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和调整企业投资结构。
目前，要尽快推动结构性减税，在部分行业和地区率先推广“营改增”，适时发挥体制改革的经济扩张效应，同时坚决制止和纠正地方政府征收“过头税”和乱收费乱摊派的做法，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加大货币投放结构调整，主要是采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减少逆回购和外汇占款的方式来投放货币流动性，避免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过度加重银行和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对中小微企业贷款担保公司的财政支持，鼓励对中小企业的直接贷款，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逐步矫正扭曲的资源配置结构和投资结构。
第二，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尤其要鼓励对其他产业具有基础改造意义的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仅要加大对工人的技术培训力度，创新产学研合作体制，建设顺畅的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渠道，还要增加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等。至于目前，要更加重视对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科学研究补贴等具有杠杆效应的政策措施的运用，特别是要以此鼓励信息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新兴战略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尽快发挥其对其他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改造作用，从而有效提高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率。
第三，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促进东部产业尽快向中西部转移。
中西部地区在土地和劳动力方面相对东部地区具有较大的优势，投资边际收益也相应较高，因此，促进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仅将能够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资源，也有利于平衡生产力布局，降低我国整体的投资成本，从而有助于总产出的增加。目前，基础设施投资是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应该适时将短期调控与长期发展相结合，采取措施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向中西部倾斜，在有效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破除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瓶颈制约，加快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和投资。
第四，支持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断将专业化分工引向深入。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分工程度偏低，不仅服务成本相对较高，而且服务质量差，限制了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投资的扩大。目前要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尽快推进营业税转增值税改革，落实中小生产性企业享受信贷、担保、集合发债等优惠政策。具体到行业，要重点推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工业设计、通信、现代物流及电子商务等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在不断鼓励这些行业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通过提高工业生产的生产效率，不断诱使工业生产企业增加投资。
第五，破除行业壁垒，增强对中小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当前中小企业进入垄断行业时遇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壁垒最为繁多，应重点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这不仅需要采取措施降低垄断行业部分项目对企业最低资产的要求，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手续，增加对垄断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惩罚力度，还要努力保持有关垄断行业管理政策的稳定性，特别是要尽快完善对政策调整时中小企业所承受损失的补偿机制。同时，推进对石油和电信等行业放松管制、打破垄断的先行试验和改革，引导中小企业积极参与行业竞争，以求对其他垄断行业改革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目前，特别要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到基础设施项目和新兴战略产业项目的投资建设中来，以解决项目可能面临的投资资金短缺的问题。
第六，努力规范和提振资本市场，通过“财富效应”来激发居民消费热情和带动企业投资。
为了解决居民消费倾向偏低的问题，需要继续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推进教育医疗等方面体制改革。但是，目前最紧迫的还是要努力规范和提振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来激发居民的消费热情，解决终端需求不振的问题。这就要求，不仅要尽快推进股市投机监管和惩罚机制、投机欺诈补偿机制、上市公司分红机制等体制建设，更要通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操作来增加市场流动性，还要扩大社会保险资金入市的规模，鼓励上市公司股东回购流通股票等，以此树立投资者信心，引导股市资金持续增长。
来源：经济参考报 时间：2012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