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尽管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积极的信号，经济趋稳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大，但是影响经济稳定运行和抑制经济复苏的因素并没有得到根本消除，特别是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还将不时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容易再次引起经济波动，并加大经济重新步入较快增长轨道的难度。
第一，外生冲击的负面影响依旧存在，导致经济增长回稳的态势并不稳固。导致2011年以来经济持续下滑的外生冲击主要有两类：一是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导致的外部需求增速的显著下降，这是只能被动去适应的外部因素；二是国内政策操作偏紧特别是严厉的房地产调控带来的投资增速大幅放缓，这是主动进行结构调整的结果。观察和审视这两大冲击，目前还都没有出现根本好转的明显迹象。9月份9.9%的出口增速的意外好转并不具有持续性，而且即使这一增速相对往年出口平均增速也不容乐观，未来国际经济形势可能略有好转，但也难以改变总体不景气的态势。住宅房地产开发投资第三季度甚至依然延续了小幅下滑的态势，增速较上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而为了从根本上整顿房地产市场，国务院再次强调将坚持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毫不放松，同时房价并没有出现较大降幅而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住宅真实需求没有被真正激发出来，住宅房地产开发投资短期内难以出现较大幅度的回升。在这两类外生冲击的负面影响依旧存在的情况下，第三季度出现的回稳迹象更多是政策刺激的结果以及经济触底回升的要求，是一种低水平的和并不稳固的回稳，需要更加精准有力的政策操作来加以调控。
第二，物价短期下行压力和长期上涨压力并存，加剧了货币政策有效调控的难度。尽管第三季度经济略呈回稳之势，但仍处于不景气区间，供给相对过剩缺口依旧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特别是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的上涨。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只同比增加1.9%，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环比降幅收窄，但也下降了0.1%，物价短期仍然具有下行压力。然而，尽管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有所下降，但价格水平仍然处于高位，助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的传导效应并没有结束。而且，尽管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相对其他商品水平过高致使其在短期具有内在下行调整的要求，但全球流动性的过度投放却又有可能进一步抬高其名义价格。同时，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生产效率的差异，也导致食品类价格和劳动力工资具有长期上升的趋势。在我国与世界贸易联系紧密、周期性因素和趋势因素交织的情况下，物价短期下行压力和长期上涨压力并存，通过货币政策操作以稳定物价水平的任务更加艰巨。
第三，结构性过剩的产能尚没有消除，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经济复苏的步伐。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的回稳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触底回升的要求，但内生增长力量并没有明显增强，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局面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2012年前三季度全国水泥产量同比增长6.7%，增速同比回落11.4个百分点；全国钢材产量增长5.7%，增速同比回落8.3个百分点。产能过剩会带来产品价格下滑从而削减企业利润，继而对部分企业的生存造成威胁，也会减弱有投资意愿企业的投资能力，影响行业投资的正常增长。因此，前期投资过度而导致产能过剩的行业在经济不景气时会遇到更大的困难，行业投资增速会以更大的速率回落，从而加剧经济的波动。例如，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中很多行业也存在产能过剩状况，导致该行业前三季度投资只增长18.6%，比上年同期回落14.6个百分点。在经济出现回稳迹象但过剩产能没有得到消除的情况下，增加的需求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化现存剩余生产能力和提升工业增加值，但并不足以引致更大数目的投资，会弱化投资支出的乘数效应，从而将阻抑经济复苏的步伐。
第四，新的经济增长点难以形成，能够有效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缺乏。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市场化改革、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和重工业化等因素相继或者交织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力，使得我国经济的波动通常表现为过热而不是过冷，只有在受外部冲击时才会暂时表现出增速放缓的特征，但此时强大的内在增长动力通常能够有效化解危机从而可以较快带动我国经济重新步入快速增长的轨道。然而，本轮经济下滑过程中，我国经济却缺乏足以带动经济走出困境的新的内在增长力量。前三季度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行业继续保持了较高的投资增速，分别达到47.7%和33.6%，但这些行业的增长是建立在其他下游行业需求快速增长的基础上，所以难以独立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特别是部分行业如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还将面临着国家为避免产能过剩而加强审批的制约，生产投资的可持续性难度更大。这些行业较高的投资增速或许对2012年经济运行的稳定作用功不可没，但尚不足以成为带动我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主要力量。另外，我国服务业也尚不具有服务全球的能力，它的发展还只能主要依赖于国内市场特别是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所以短期内也不能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动力。因此，在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短期内甚至在可预期的未来都难以出现，这将使我国缺乏可以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但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借助科技创新来促进转型升级，变粗放式发展为集约式发展，从而对我国现有发展模式进行整体改造，则有可能为我国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
第五，现行贸易战略短期内缺乏难以调整，通过结构调整夯实回稳基础的力度不足。出口增速大幅放缓是引起本轮经济下滑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长期出口导向的政策带来的巨额双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了中央银行对外汇占款进行冲销的难度和外汇储备的持有成本，使得我国经济和储备资产极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冲击而蒙受重大损失。当我国步入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约束变得越来越强的新的发展阶段时，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带动作用越来越小，而资源成本和宏观运行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昂，这就要求我们对现行贸易战略重新审视并及时进行深刻的调整。然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补贴生产的发展模式没有得到及时纠正，重国民生产轻国民福利的思维没有得到本质改变，加之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教育医疗等体制的扭曲、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住宅价格超过居民合理负担水平等因素的存在，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受到了严重制约，增长速度较为缓慢。2012年前三季度，虽然消费拉动经济增长4.2%，贡献度达到55%，但主要是投资增速过度下滑的结果，特别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1.6%，也仍然比上半年回落0.3个百分点，消费不足的局面并没有太大改变。在这样的形势下，投资依然成了政策刺激的主要着力点，而已有的消费刺激政策的宏观效应也并不明显，内需结构在短期内难以进行有效调整。这直接导致出口增速下滑带来的过剩产能无法有效供给国内市场，不仅延宕了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的调整，而且也无法主动通过结构调整夯实经济回稳基础来重新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
二
10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我国经济增速趋于稳定并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变化，但是会议同时也强调经济趋稳的基础还不够牢固，要求把坚持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宏观调控成果，我国需要继续维持当前适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也要注意避免过度刺激，在现阶段，只有通过不懈的宏观调控和深入的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的稳健复苏，才是帮助我国经济逐步走出困境并赢得新的增长动力的必由之路。
第一，继续维持当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应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改善流动性投放结构。2012年以来中央银行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两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紧张的局面，8月份和9月份大量频繁的逆回购操作，进一步促使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率提高到14.8%，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增长率达到7.3%（一定程度上受上年基数较低的影响），社会融资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但由于经济初现回稳迹象，经济活跃度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下降导致自身投资能力有限，在未来仍然需要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在货币政策操作力度上只可略有放松，但不可过早转向紧缩，特别是要将货币政策目标物价控制目标暂时转向经济稳定目标，以降低货币政策多重目标带来的在操作上的不确定性。在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还需要加大货币流动性投放结构的调整，主要是采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减少逆回购和外汇占款的方式来投放货币流动性，以降低宏观经济的运行成本。这是因为，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不仅会增加银行和企业的经营成本，同时由于会减小货币乘数而迫使中央银行投放更多高能货币，从而导致铸币税大幅提升，加重经济运行负担。例如，2012年8月底中央银行货币发行余额上升至55069.10亿元，这相当于对国民经济征收了巨额的铸币税。
第二，实施更加主动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结构性的减税增支来提高经济活跃度和创新积极性。2012年前三季度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为21.1%，低于上年同期6.4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并没有体现出积极的特征。尽管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幅放缓至10.9%，低于上年同期11.5个百分点，但更主要地是由经济增长放缓导致的被动的减少。在当前经济初步回稳的形势下，迫切需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主动，不仅要适当增加财政支出规模，还要通过结构性减税增支推动经济回稳。目前，要尽快结合结构调整推动结构性减税，并在部分行业和地区率先推广“营改增”，及时发挥体制改革的经济扩张效应，同时坚决制止和纠正地方政府征收“过头税”和乱收费乱摊派的做法，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充分发挥减税对稳定经济的积极效应。在财政支出方面，除继续适度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外，要更加注重具有杠杆效应的支出方式的运用，特别是要加大对技术改造贷款贴息的支持，以及对中小微企业贷款担保公司的财政支持。
第三，适当增加对除资产价格之外的物价水平上涨的容忍度，逐步纠正不合理的价格结构关系。由于物价水平在短期具有下行压力而长期具有上涨压力，同时全球流动性泛滥也将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我国要适当增加对除资产价格之外的物价水平上涨幅度的容忍度，譬如5%，避免物价一旦出现上涨就立刻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这是因为，这样的政策操作不仅无法消除物价趋势性上涨的根源，反而会加剧价格体系的扭曲程度，更会对经济回稳和增长产生不必要的损害，而适度的物价水平上涨则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提升劳动力工资，并有助于消化过高的房地产价格。同时，适当增加对物价水平的容忍度还有利于尽快通过体制改革来纠正扭曲的价格结构关系，例如资源品价格改革，从而对理顺生产消费关系和改变发展模式产生积极影响。不过，物价水平的上涨也会对部分困难群体产生不利影响，所以也需要通过加强社会保障来保证其必要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当前经济增长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物价水平上涨幅度也处于较低区间甚至负区间，未来数月物价水平难以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当前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更多地是稳定增长而非控制物价。
第四，继续坚持并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调控，采取更有力措施引导住房价格回归到合理负担水平释放住宅真实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2012年9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55个，持平的有3个，上涨的城市有12个，房地产调控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但是，房地产调控并没有导致住宅价格大幅下降，反而伴随着住宅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明显下滑，对经济增长造成了不良影响。住宅价格水平处于高位和住宅价格下行预期抑制了住宅需求特别是真实需求的释放，是导致成交萎缩和住宅房地产开发投资放缓的主要因素。因此，引导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下降并回归至合理负担水平，促进住宅真实需求的释放，不仅将有利于居民负担的降低和福利的提高，也有利于住宅房地产投资的回升和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由于房地产调控已经历时两年多，住宅价格的下降基本上不可能再引发任何系统金融风险。基于此，应尽快出台房地产税，并对投机性住宅交易征收高额房地产交易税，同时完善土地招拍挂体制，降低土地拍卖价格，以建立规范的有利于长期持续发展的房地产市场；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住宅真实需求入市，带动住宅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较快增长，并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第五，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战略，尽快实现由生产导向型向福利导向型发展方式转变，回归经济发展的本来要义。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伴随的双顺差，曾经为我国经济带来强劲的增长动力，但是目前这一国际分配关系为我国带来的收益越来越低，而成本越来越高，逐渐发生了不利于我国而有利于国外的变化。在这样一种贸易战略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作用得到重视，而贸易分工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被忽略；贸易顺差的作用得到重视，但顺差的有效运用以提高国民福利的作用有所被忽略。因此，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其实是一种生产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初期，当我国资本缺乏和资源富裕时，这一战略有利于经济增长和资本的迅速积累，而在资本充裕和资源紧张的新阶段则不仅无益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更加会压缩我国居民的消费从而损害我国居民的福利。因此，当前应尽快实现由生产导向型向福利导向型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回归经济发展的本来要义。这一转变也将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增加和需求结构的调整，会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具体而言，当前应该通过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减少对生产部门特别是外商投资的优惠补贴政策和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等措施尽快实现这一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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