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宏观经济状况：经济增长总体放缓，物价压力仍未消除
2012年1-2月，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同时放缓：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1.5%，低于上年同期2.4个百分点；消费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4.7%，低于上年同期1.1个百分点；出口方面，进出口商品贸易逆差累计为42.5亿美元，高于上年同期的逆差8.9亿美元，而进出口商品总额累计同比增长7.5%，低于上年同期21.3个百分点。
1-2月的物价增幅维持下降趋势，其中，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5%，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2%。但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仍未完全消除。首先，成本推动的压力有所上升。2012年2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54.0%，比上月大幅回升4.0个百分点，该指数自2011年10月连续3个月低于50%后，2012年1月站居临界点，本月又跃至临界点以上。从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来看，从2011年11月到达最低点49.0之后，2012年1月份为50.5，2月份达到51.0，连续三个月逐渐上升，但是距2010年11月55.2的阶段性高位仍有较大距离。从工业产出来看，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实际增长11.4%，低于市场预期，比2011年12月份回落1.4个百分点。这表明企业的成本压力抑制了产品的供给，从而形成总供给方的成本拉动压力。其次，潜在的货币扩张可能推动物价增幅回升。2012年1-2月份货币供给增加不明显，增速甚至略有下降，这表明1-2月份的货币政策相对紧缩，物价增幅持续下降得益于货币供给的放缓。一旦货币政策松动，物价涨幅存在反弹的可能。
二、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调控阵痛与外需冲击
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措施目前初见成效，1月份七十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均呈现环比回落或停止上涨，但是，房地产调控对投资需求也造成一定冲击。1-2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了27.6%，比上年同期回落7.4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增长速度。
政策调控使得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大幅减弱。财政方面，尽管2012年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预算内资金增长了24.5%，高于2009年以来大多数年份的月度增速，基本维持了稳定增长，但是，中央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下降7.9%，延续了2011年以来的下降趋势，远低于正常年份15%以上的增速。事实上，中央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在2008年达到29.7%的高点后，一直维持了持续走低的趋势，这一趋势影响了固定投资总体的增长。货币方面，投资中国内贷款资金却增长乏力，1-2月份同比只增长了0.6%，延续了2011年6以来逐月下降的趋势。国内贷款资金投资的减少约束了投资的较快增长。
外需下降的影响也初步显现。外贸方面，2012年2月份贸易逆差达314.9亿美元，这是近十几年最大的单月贸易逆差。外资方面，2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FDI）77.26亿美元，已连续4个月呈现负增长，1-2月累计FDI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56%。事实上，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利用外资增速已连续4个月回落，1-2月份同比增速为2.6%。考虑到欧债危机可能加剧，来自外需的冲击还可能进一步增强。
三、政策调控现状：财政呈现扩张趋势，货币政策有所放松
2012年1-2月，财政政策呈现较强的扩张趋势：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13.1%，低于2011年24.8%的增幅；财政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32.8%，高于2011年21.2%的增幅。尽管从绝对额上看，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20918.28亿元，全国财政支出13924.14亿元，短期内仍是收大与支，但是收入增幅的过快下降和支出增幅的过快上升表明财政政策呈现较明显的扩张趋势。
相对于财政政策的扩张趋势，货币政策总体上仍呈紧缩趋势。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86.72万亿元，同比增长13.0%，比上年同期增速降低2.71个百分点，低于上年年末增速0.6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7.03万亿元，同比增长4.3%，低于上年同期10.19个百分点，低于上年年末3.55个百分点。尽管人民银行在2011年12月和2012年2月下调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是总的来看货币供给仍然偏紧，同时市场经济活跃度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货币供给的创造。
四、政策建议：降低经济增长目标，适度放松货币政策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仍来自国内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和国外不稳定的出口需求，相对而言，前者可以通过宏观政策进行调控，后者虽然与我国对欧洲的潜在援助相关，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动地接受。所以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处于波动周期性的下行阶段，经济增长的趋势将不可避免地较前期有所放缓。
如果政府强力拉动经济增长，目前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仍有较大的操作空间。财政政策方面，2011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72044.51亿元，距离2011年度预算限额77708.35亿元尚有5663.84亿元的发行空间。货币政策方面，持续偏紧的货币政策使得前一时期货币增长速度放缓，可以支持未来一定程度的货币扩张。
但是，考虑到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回升，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并没有消除，即使即使货币政策放松会带来真实的产品需求增长，也可能会带来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叠加，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反弹。
此外，如果关注经济增长稳定，那么政策不易与前一时期有大的差别。在内需、外需均有较大程度不确定的时期，我们需要降低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而不能进一步引进不确定因素。由于人们会对政策进行预期并采取行营的对策，所以当政府希望以某种政策措施对家庭和企业的消费、投资行为进行引导时，需要保持政策的稳定，以维护政策的可信度。如果我国的调控政策在力度甚至方向上有较大的变化，那么这种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必然会被家庭或企业预测到并采取对策，从而使政策的不确定因素叠加到不确定的内需和外需上，为国民经济运行增加更大的风险。
进一步考虑到结构调整因素，中国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有所降低。而且，房地产调控和防止通货膨胀反弹也必须作为既定的政策目标。根据这些情况，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宜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但是，从实践层面来考虑，由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处于由高向低的转换过程中，将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定的过低将造成经济的较大波动，因此，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宜定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附近甚至略高，这无疑需要实施适度宽松的政策，特别是要实施适度的货币政策，避免经济增长率过度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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