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不断加大的经济的不平等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政治、文化、发展甚至健康和寿命的不平等日益加深。列宁指出，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这种不平等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不可治愈的痼疾。
一、经济的不平等
资本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不平等是经济的不平等，它是由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决定的，它表现为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经济不平等决定了社会其它其余领域的不平等。
英国著名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财富分配方面仍然存在的明显不平等现象。尽管各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互有差别，但作为总体现象，总是极少数人在国家财富总额中拥有比例大得惊人的财富。如果从股票和股权的角度考察，而不是一般财富的角度来看，少数人占有的情况还要更加突出。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即使是在西方分配最“平等”的社会，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北欧国家，最富裕的10%的人占有国民财富的约50%，但这还是保守估计。自2010年以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最富裕的10%的人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一半的人口几乎一无所有，他们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俗话说“财不露白”，在国外也一样。皮凯蒂提醒我们，像所有调查一样，财富都是主动申报的，因此最大财富数值应该被低估了。
皮凯蒂指出，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消灭了资本存量，资本/收入比在1914～1945年下跌了近2/3，因此给人们带来了资本主义不平等得到根本改变的假象，这一假象的理论表现就是“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能使收入不平等自动减缓。但1945～2012年资本/收入比又翻了一番多，表明这一理论仅仅是为了推动第三世界国家“并入(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轨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的产物。
再来看贫困的情况。约翰•韦斯特加德指出，在英国，无论怎样界定贫困，贫穷人数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增加很快。他反驳了那种认为1980年以来除了最贫穷的人而外所有人几乎都享受着不断增长的富庶的观点，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或实际上有所损减，或其所得远远低于统计上的平均数。统计数字之所以很高，只是因为富人的财富增加很多。这就是经济阶级结构中总体分化的极端方面，也是最有力量的一方。
因此，西方社会的经济不平等不仅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解决，还在新自由主义肆虐的今天日益加深。
二、政治的不平等
西方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发源地，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它实现了由有财产、出身、性别和种族等限制的限制性选举向普遍性选举的过渡，从这个意义上讲，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具有历史进步性。但西方的“民主政治”其实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虽然它也会为了社会稳定的需要适当地考虑一下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但绝对不会超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底线。这就是实现了形式上平等的西方政治的实质上的不平等。
政治实质上的不平等的后果就是“民主制度”下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这种不平等的首要表现就是需要耗费无数人力物力的“民主选举”，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相互角逐的游戏，普通人只能成为投票的看客。
其次，政治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是紧密联系的。在阶级社会谈论民主，不仅要谈到政治民主，更重要的是要谈到经济民主。民主选举似乎把民主送给了人民，但不过是“形式大于内容”的政治民主，最重要的经济民主却被故意忽略了。掌握经济命脉、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才享有真正的政治民主，这种政治民主体现在资产阶级内部、资产阶级不同党派之间的讨价还价，他们协商一致的结果最后上升为要求全体人民遵循的国家意志。因此，没有经济民主，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民主。
最后，经济上的不民主导致了政治上的不民主，而政治不民主又导致了更多的经济不民主。在西方，许多积累财富的行为是在政府和法院的合作之下进行的，具有合法性。这种合作往往是有偿的。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指出，大名鼎鼎的托马斯·爱迪生曾许诺给新泽西的政客每人1000美元，以换取当局制定有利于他的法规。而为了让800万美元的伊利铁路“掺水股票”(不代表真实价值的股票)发行合法化，大富翁丹尼尔·德鲁和杰伊·古尔德花了100万美金贿赂纽约市议会。
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看来,当代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与不平等的增长关系密切,与顶层1%人群所占收入份额越来越大紧密相关。其原因在于,少数人不断增长的收入和财富“收买了一个主要政党的忠诚”。
只为少数人利益设计的西方民主制度其本质是不平等的，它既解决不了政治民主问题，更解决不了经济民主问题，注定会走向衰落，占人口多数的劳动大众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迟早会取而代之。
三、教育的不平等
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使资本感到公共投资的外在压力解除了，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又推动了资本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于是，西方许多国家的教育市场化愈演愈烈：一方面国家削减教育经费，另一方面又不断提高学费，造成接受教育的成本不断攀升，给年轻人及其家庭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在西方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和葡萄牙等国造成了大学入学率的下降、学生债务的飙升和辍学率提高的恶果。在美国，学生债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国民第一大债务负担。此外，为了支付学费，一些大学生甚至不惜出卖肉体换取金钱。
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指出,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即便上了好的大学,即便有更高的天资,但由于贫穷会更容易辍学。他认为美国社会代际流动是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即在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代际流动很低，换言之就是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将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克鲁格曼预测到2035年,美国的代际流动甚至会更低,那时个人的出身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经济前景。他认为,美国无阶级社会的神话显然已经被揭穿了——在富裕国家中,美国成为经济及社会地位最可能得到继承的国家。
美国破产问题专家伊丽莎白•沃伦等人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到2005年，每年申请破产的家庭数量是80年代早期水平的5倍，原因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中产阶级”的奢侈消费，而是相反，在奢侈品消费降低的同时，“中产阶级”为购买优质学区房而负债累累，他们想在一个日趋不平等的社会里给子女更好的教育，因为起步不好会毁掉一个孩子终生的机会。
富裕家庭的孩子从小就可以花高价上私立学校以确保将来可以上顶尖大学，一开始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在英国能上昂贵私立学校的孩子有更多的可能进入顶尖大学。50%的剑桥和牛津大学的学生来自私校，英国80%的社会要职由有私校背景的人获得。社会流动性几乎停滞，通过教育实现“英国梦”对普通人而言遥不可及。有研究表明，那些通过个人努力进入高端行业工作的非上层阶级出身的人，也很难取得出身富裕的人能获得的成就。这表示社会确实存在着“阶级天花板”。
人们将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教育的本质不是作为个人发展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角逐社会等级的竞争性制度，这种制度存在的风险比过去50年的任何时候都要高。
四、发展的不平等
就在资产阶级通过财产的世袭制(虽然它采取了种种障人耳目的方法，如将财产转移到各种基金等等)将财富和地位转移给自己的子女同时，无产阶级却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通过教育或努力改变命运，但对于他们而言，发展是奢侈的，能保住饭碗就已经很不错了。就业的不稳定性是无产阶级面临的首要的问题。
2015年5月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就业劳动者中只有四分之一有长期稳定的工作。2008年经济危机后新增的工作岗位中不成比例的多数是临时性的、兼职的或低收入的岗位。这份报告指出，全世界有超过60%的就业劳动者没有任何劳动合同，这份报告还发现兼职工作的全球性增长。2009～2013年，在绝大多数国家兼职工作的增长超过了全职工作。在此期间，在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及其它欧盟国家，在兼职工作增加的同时全职工作在流失，导致总的失业人数在增加。自2009以来，欧盟的全职工作下降了近330万个，而兼职工作增加了210万个。
同时，确保工人稳定就业的法律保护政策被大幅度取消，国际劳工组织指出，“劳动保护自2008年以来广泛地下降了。从传统雇佣关系向不规范的雇佣形式的转变在很多情况下与许多国家的不平等和贫困率的上升有直接关系。”随着工会的弱化，经济疲软，非正式就业在西方扩张，普通工人就业无保障，地位低。
其次，与失业的广泛分布同时存在的，是不断增长的长期失业率和“失业-就业-失业”循环。在德国，早在1974年到1983年，就约有1250万人，即每三个工作的德国人至少失业了一次。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临时工、兼职工更是增多，不稳定的就业关系在德国渐成主流。这种现象在西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已呈蔓延之势。
美国2009年出版的《创造一个机会社会》一书中写到，父母属于高收入者的孩子，成年后成为高收入者的比率远远高于那些父母是低收入者的孩子：从贫寒走向富裕的故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个传说而已。
约翰•斯科特指出，通过对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数据分析，发现资本主义阶级通过教育机制进行阶级地位的流传，多数企业家拥有家族生意的背景，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安东尼·吉登斯指出，不平等问题还可以从社会流动性上表现出来，从精英群体的构成角度来看，几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社会流动。……不论在阶级体系的底层可能存在多大的流动性，从社会底层进入最高社会层级的机会的确微乎其微。”
以上的事实表明，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子女而言，个人发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阶级出身相关，所有的个人努力不过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到稍好一些的处境而已。
五、健康和寿命的不平等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在西方国家，对很多人来说，“超重”的问题代替了饥饿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吃饱肚子的无产阶级就不是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状况仍没有丝毫改变。我们必须了解，“超重”在当今西方社会往往是贫困的一种外在表现。富人重视“健康管理”，普通人特别是穷人既没有财力也没有时间过上同样品质的生活，穷人除了赶紧填饱肚子，就无暇顾及资本主义工业化“快餐”生产出来的“垃圾食品”造成的热量过剩问题了。因此，在西方国家，身材臃肿的大胖子不出意外的话一般都属于收入较低的人。
贫穷让人生病，甚至导致提前死亡。这是从最新的德国人均寿命统计得出的结论，这再一次证实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人口健康的重要影响。低收入和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的预期寿命远低于平均水平。预期寿命的地图与社会不平等的分布高度契合。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e)的研究显示，就业状况较差的工人往往比那些就业较好的工人更容易生病，收入和“健康生存”之间的联系比收入和预期寿命之间的联系更为清晰。最低和最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女性相差14.3年，男性相差13.3年。来自爱尔兰癌症协会的数据显示，生活在贫困中发生癌症的比率是较富裕阶层的两倍。
2015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社会的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它不仅可以根据工资来衡量，也可以根据早逝者的数量来衡量。此外，经济危机以来，西方医疗保健遭受了特别严厉的预算削减，加剧了长期存在的健康不平等。
六、对我们的启示
西方社会不平等日益加深的事实对于中国而言有着极大的警示意义。
首先，我们的发展不可能像西方那样通过新旧殖民主义从全世界攫取巨额利润，相反，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从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解放出来后才真正开始的。我们只能依靠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利用制度优势赶超西方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次，随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壮大，社会不平等尤其是经济不平等现象已经出现并且有加剧的趋势。我们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是人口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社会不平等日益恶化，国内外反动势力必将利用由此造成的社会动荡形势对我进行分裂、瓦解之举，那样的话我们不仅将失去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历史机遇，还将面临严重的亡国之险。
最后，2008年的资本主义全球性大危机已经使世界形势有了深刻变化：资本主义面临深刻的合法性危机，西方国家的阶级矛盾愈演愈烈，对外战争有再度成为转嫁国内矛盾选项的端倪，国际安全形势因此恶化。世界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前夜，要掌好舵，把好船，不偏离航向，我们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凝聚人心、汇聚能量，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让老百姓满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国外左翼思想研究室）
来源：《经济研究参考》2016年第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