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公共财政”一词越来越多地与财政改革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公共财政”不是新名词。早在1949年之前，中国已有“公共财政”的提法。上个世纪20年代，曾经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陈启修所著《财政学总论》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寿景伟（寿毅成）所著《财政学》都明确使用了“公共财政”概念。（陈启修，1924；寿景伟，1926）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公共财政的用法与政府财政没有太多差异。1949年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公共财政”一词仍然使用，但机会不多。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公共财政”一词在不同场合得到较多的使用。本文仅以学术刊物为例，对1949年之后直至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明确之前“公共财政”一词的用法作一归纳。[1]考证“公共财政”用法的意义在于说明，“公共财政”不是市场经济改革之后突然冒出的新词，它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了较长的使用时间，知识的积累最终导致需要用新词去概括财政目标时，“公共财政”成为最佳选择。
一、用于国外财政理论和实践的翻译和介绍
上海社会科学院所主办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翻译介绍了大量国外理论信息，多次涉及“公共财政”。例如，1962年第2期“书刊评介栏目”发表唐熊俊翻译屠推(R.Turvey)的《尤厄:<威克赛尔的经济学说>》一文在介绍威克赛尔的贡献时就用到“公共财政”一词，说威克赛尔推进了公共财政的纯理论；1964年第8期书刊简讯介绍孔恩的《经济思想的发展》一书，提到了“公共财政”；1966年第1期发表定扬摘译的《美国经济学会第77、78届年会概况》提到了“公共财政”、“企业财政”和“美国财政学会”，其中“公共财政”指“public finance”。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资料》1961年第2期翻译美国商务部世界贸易情报服务处经济报告《泰国经济基本资料》在“财政”标题下下分别介绍了：“货币和外汇”、“银行”、“公共财政”。
《外国教育研究》1977年第3期发表伊藤和卫的文章《教育财政三十年》，介绍日本财政对教育的支持情况，其中提到“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支出”。范家骧在《世界经济》1979年第4期介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Paul A. Samuelson对财政学的贡献时用的是“公共财政”。《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4期发表新蔚翻译的亨利·勒帕热《美国的“新经济学家”——一场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一文，将税收和公共开支政策，视为通常所说的“公共财政”的领域。
张锐在《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撰文介绍政治学在美国的发展与变化。其中涉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课程“公共财政与预算”与“公共财政”。
唐少云(1989a)《论西方国家财政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经济问题探索》1989年第6期）一文将当代西方财政学直接称为公共财政学，将布坎南等人合著的Public Finance一书的书名译为《公共财政》，将布坎南的另一个人专著Public Finance in Democratic Process的书名译为《民主过程中的公共财政》。
王耀媛在《世界经济》1989年第4期发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介绍阿根廷的情况时，提到“公共财政”。李飞翻译A.哈博格《制定经济政策的若干教训》（《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7年第5期）中提到“公共财政”。施航益在介绍世界银行1988年的发展报告《<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简介》,《世界经济》1988年第10期）一文时，多次使用“公共财政”。
1990-1992年，“公共财政”的这种用法越来越多。此处不再罗列。
二、用于指称资本主义财政
在比较、批判与借鉴时，中国财政学界将资本主义财政称为“公共财政”，将资产阶级财政学称为“公共财政”。
许毅在《财贸经济》1984年第1期发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而作》一文，将建国初期中国财政学界面临的两种选择：一是资产阶级财政学关于国家财政的即公共财政的观点，认为国家财政是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对资财之取得、使用及管理。另一是来自苏联财政学的“财政是一种货币关系体系”的观点。显然，该文将资产阶级财政视为公共财政。叶振鹏《略论资产阶级财政学的形成和发展》一文（《财经科学》1984年第5期）指出：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将财政称为“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
唐少云（1989b）将西方财政学直接称为“西方公共财政学”。陶海心（1990）将西方财政理论称为“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张馨（1992）将西方财政理论概括为“公共经济论”或“西方式的公共财政论”。中西方关于财政概念的分歧。
梁尚敏在《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一文中研究了财政模式，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提出的“福利财政”“公共财政”等视为幌子。
马国贤、郭代模《财政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依据的探讨》（《当代财经》1986年第5期）一文批评关于中国财政改革目标的“公共财政”观点时，将西方财政视为仅管理公共事务的“公共财政”，不赞同中国财政转向公共财政。他们认为，这种转向不符合中国国情，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财政对一般企业的直接投资必然减少，但这仅仅是一种政策调整。
柳靖 《变“建设财政”为“吃饭财政”不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出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89年第6期）一文中讨论中国财政困境问题时，区分了社会主义财政与资本主义财政：社会主义财政定性为生产性财政，而将资本主义财政定性为非生产性财政或公共财政，是因为前者具有经济建设的职能。
三、用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讨论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讨论，涉及“公共财政”。
（一）关于企业改革的讨论，引出“公共财政”改革走向
高文舍、高拴平在《搞活企业：财政应扮演的角色》（《陕西财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要搞活（国有）企业，财政应退出直接生产领域，要实现收支范围的调整和功能的转换。他们指出：当财政的投资重点转向社会性、基础性、战略性的方面，不但使企业的负担真正减轻，而且从根本上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财政投资的重点应放在公共环境投资，生活环境的改善，重要资源的开发，新兴产业的开拓和文教卫生等部门，这样，企业无后顾之优，轻装上阵，因而才能真正充满活力。它意在从根本上改变财政的职能分配范围和形式，努力向“公共财政”方面转变。
蒋一苇的《经济民主论》（《世界经济文汇》1989年第1期）一文讨论社会主义社会“投资饥渴症”的治理之策时，提出政府的财政应实行“公共财政”，把税收用于公共开支和对公共设施的投资，不用于对盈利性企业的投资。
晋自力的《企业财务约束软化及对策》（《兰州商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一文讨论的是企业财务约束软化问题。他将（国有）企业财务约束软化的原因归结为国家作为所有者的行为同政府行为(主要指公共财政行为)交错，提出将国家作为所有者的行为同公共财政行为分离开来的改革思路。
洪银兴（1989）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问题，指出导致经济无序的原因是所有者行为、国家宏观调节行为、公共财政行为混在一起，应将三者分开。
（二）关于城市改革的讨论，引出“公共财政”改革走向
《中心城市的综合改革研究》课题组（1989）在所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心城市经济体制中期综合改革纲要》（第三稿）（《经济体制改革》1989年第1期）中提出：在企业内部举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广泛推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改革，同时中心城市政府要积极准备实行公共财政体制。争取在第二阶段，使企业举办的社会事业从企业中独立出来，纳入中心城市政府的公共财政，转由中心城市政府举办。
四、用于指称财政改革方向
何振一《财政起源刍议》（《财贸经济》1982年第3期）一文研究了原始社会的财政问题，将原始社会的财政称为“公共财政”。（西双版纳布朗族的村寨，还设有专门管理公共财政的人员一名，叫“朗板”。）何振一（1987a）在讨论新时期财政分配模式时，指出需要变革财政分配模式。他认为，放权让利没有触动旧的财政分配格局。全方位服务是财政分配模式变革的方向。历史上由于过分强调财政生产性造成的消极后果至令没有完全消除，这一教训是不应忘记的因此，在新的时期，财政分配既不能以吃饭型为模式，更不能坚持旧的生产型模式，而应当以纠正财政分配职能上的偏颇和残缺不全为改革重点，向按比例的全面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全方位服务型模式转化。与此同时，市镇财政应向公共财政转变。何振一（1987b）在讨论投资决策体制改革方向问题时，提到政府的经济行政职能与全民所有制代表职能的分开，有利于实现城市财政向公共财政方向的转变。
杨斌（1989）在公共财政背景下讨论了税收原则问题。他认为：在国家层次上“两权分离”的前提下，生产财政就转变为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模式中的税收用途主要是保证基础设施建设，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和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这对效率和公平目标的达到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受公共财政职能限制，税收在量上不是无限的，而是有一个适度问题。税收在量上既要与公共财政的职能相适应又不能损害公平和效率。因而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表现为收入适度原则。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税收原则可概括为:效率优先，有限公平和收入适度原则。
王雍君、吴强（1990）在研究中国财政困境对策时，指出增收节支并非治本之策。造成我国财政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财政包揽一般工商经济，因此财政应从工商经济领域退出，只承担那些市场不愿提供或市场不宜提供或市场无力提供的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走公共财政的道路。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根本出路和唯一选择。
赵赴越、黄瑞新（1991）认为，“公共财政论”是与计划的深入和强化不相适应的，其影响导致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于中一（1991）认为，中国财政不是“公共财政”，更不是“吃饭财政”，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是财政分配的主要服务对象。陈喜强（1991）认为，中国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国家财政不仅仅是公共财政，而且还作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代表参与社会生产活动。邵红烈（1991）从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关系出发，论证了初级阶段财政既是消费性财政或公共财政，又是生产性财政、建设性财政的观点。这里，他将“消费性财政”与“公共财政”划上等号。
杨之刚（1990）在讨论城市财政问题时指出，西方国家之所以将城市财政称为城市公共财政，其原因就是城市职能主要集中于城市维护建设和公用服务事业。
王志华（1990）对十年财政改革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财政的基本职能已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原来直接参与社会再生产活动转而以发展社会公共事业为主要职能，其直接经济活动已经只限于社会的公共需求和重大的经济建设项目，已经从传统“生产性财政”转变为基本上以社会公共需要为主的“公共财政”。
张其佐、柳靖（1992）将1985年中国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税收，称为财政收入方面走向“公共财政”。
还有一种的文章虽无直接使用“公共财政”一词，但用了与之接近的词语，如“公共需求财政”等。例如，张振斌、解学智（1986）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下的财政转轨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他们看来，经济体制模式从产品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财政实现从“生产性财政”到以公共需要为主的“公共需求财政”。
五、在等同于“财政”的意义上使用“公共财政”
杨坚白《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与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 第5期）一文论述“个人收入与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之间的分配关系”时，“公共财政”的含义与“财政”等同。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中国的发展：财富增长与制度适应——再论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经济研究》1988年第5期）指出当时的城市居民生活依赖公共财政开支的福利方式时，“公共财政开支”与“财政开支”含义相同。李南雄、高雄军在研究中国腐败现象时，用“公共财政”指代中国的财政。（李南雄、高新军，1989）丁建臣（1991）也在与同等意义上使用“公共财政”一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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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喜强：《需求管理政策及我国的宏观经济调节》，《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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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赴越、黄瑞新：《对我国财政走出低谷的思考》，《财经问题研究》1991年第 12期。
《中心城市的综合改革研究》课题组：《中心城市经济体制中期综合改革纲要》（第三稿），《经济体制改革》1989年第1期。
来源：《经济学消息报》 时间：2008年10月3日第7版
[1] 这样做，有些通过专业书籍对“公共财政”用法的传播可能遗漏。例如，1983年张愚山翻译并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美国埃克斯坦的《公共财政学》。有些通过当时流行的报纸如《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传播的观点可能被遗漏。但是，学术刊物的文章综合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主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