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持续融合的进程中，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双轮驱动，其协同作用为缓解绿色悖论提供了新视角。既有文献多侧重于分析二者之间的单向影响，对双向互动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系统研究仍较为欠缺。鉴于此，本研究将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置于统一分析框架中，重点考察其双向互动关系及空间传导路径，以探索破解“绿色悖论”的可能途径。基于2017—2023年中国29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不仅存在显著的双向促进关系，还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特征；二者协同能够有效降低本地碳排放，缓解“绿色悖论”所带来的压力。据此建议应通过加强区域协同治理并实施精准差异化政策，在充分激发本地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协同动能的同时，切实防范区域间环境负担的转移。
关键词
数字贸易；绿色创新；绿色悖论；空间溢出；碳排放
要目
一、文献综述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三、研究设定及变量选择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五、绿色创新对数字贸易反向影响机制的进一步验证
六、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的交互效用能否破解“绿色悖论”
七、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贸易会通过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等渠道，为绿色创新提供长期动力。绿色创新不但会优化资源配置，也能为数字贸易的长期发展提供支撑。现有研究主要从环境规制出发，认为短期内环境规制可能削弱创新活力，绿色转型因此可能被延缓。但是，现有研究多遵循传统环境规制视角，对数字经济时代新兴要素的探讨尚显不足。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数字贸易—绿色创新—碳排放”的理论模型，结合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的交互项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并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检验交互项对周边碳排放的影响，同时比较了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的交互影响在不同类型城市的差异结果。
一、文献综述
（一）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的交互机制
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通过直接驱动和间接协同两条路径形成互动机制在直接驱动层面，数字贸易依托技术溢出、知识扩散及数字基础设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企业低碳转型、促进生活方式绿色化并创新政府治理模式，有效降低研发成本与风险。在间接协同方面，数字贸易加速产业升级与能源结构优化进程，引导产业向高附加值、低能耗方向转型。数字经济运用智能电网和可再生能源技术改善能源结构，促使企业增加科研投入，从而激发绿色创新活动。
（二）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
现有研究普遍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等空间计量方法，证实数字贸易对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Dian的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数字金融发展与绿色创新效率也呈现正相关，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中国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为正而溢出效应为负，表现出“虹吸效应”；中西部地区数字贸易的空间溢出效应以正向为主但强度较弱，使欠发达地区获得学习效应与技术外溢收益，该空间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扩大而衰减。贺星星等通过不同距离阈值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样随距离增加而递减，为理解地理限制提供了实证依据。此外，数字经济对区域污染强度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且呈现倒Ｕ型特征，即初期污染上升后逐步下降，作用机制包括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进步；数字金融的区域发展突破地理限制，促进本地及周边企业ESG绩效提升，与绿色创新密切相关；创新效率还表现出时空惯性特征，其发展同时受本地研发资本市场扭曲和邻近区域溢出效应的共同影响。
（三）数字贸易破解“绿色悖论”的机制分析
“绿色悖论”阐释了环境政策与市场反应之间的非对称性现象，数字贸易则凭借其多维特征为应对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数字贸易推动绿色技术在国际范围内快速扩散与应用，有效降低低碳转型成本，从而弱化化石能源持有者提前开采资源的经济动机。 在能源转型维度，数字贸易既提升了能源利用效率，又加速了可再生能源的普及进程，显著降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结构性依赖，有效控制绿色悖论的发生概率。数字贸易还通过强化环境规制的执行力度，压缩政策套利空间，为抑制绿色悖论构建了制度保障。
数字贸易在化解绿色悖论过程中面临多重现实制约。能源回弹效应形成其中一重制约，数字贸易带来的能效提升可能刺激新的能源消费，部分抵消具有节能减排成效，这一现象在能源需求弹性较高的产业部门尤为突出。政策协同不足同样限制数字贸易绿色效益的充分释放，需要与环境保护、产业转型等政策形成系统配合，这种协同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表现得更为明显。跨国协调机制缺失进一步加剧实施难度，各国环境政策差异制约数字贸易的环境正效应，发达国家存在转移高碳产业的风险，亟须建立国际统一的碳定价机制和环境标准体系，方能全面释放数字贸易的绿色潜能。
现有研究已经对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和发展过程形成了大体一致的看法。这些研究为后续讨论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在现有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重要空白。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单向影响”的方法，分析数字贸易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只讨论数字贸易如何影响绿色创新，或只讨论绿色创新如何影响数字贸易，很少把二者的双向作用放到同一个模型里讨论，也很少解释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复杂关系，比如阶段差异和非线性变化。在此背景下，本文使用联立方程模型，结合空间计量方法来检验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是否会相互促进，以及二者通过什么方式相互影响。在空间维度上，现有研究更关注本地效应，把城市当作相对独立的个体来分析，对“影响会不会传到周边城市”讨论得不多。近年来，现有研究开始关注数字经济的空间特征，但这些研究仍很少系统分析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的互动会如何影响周边地区。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的互动以及二者交互项对碳减排的影响。结果显示，二者的交互在本地会带来明显的减排效果，但在邻近地区可能带来增排效果。该结果从区域角度补充了“绿色悖论”的证据，由此强调跨区域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在机制解释上，很多文献讨论“绿色悖论”时，主要关注环境规制、能源结构等传统因素，并没有从数字贸易的角度建立完整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的互动，可能通过降低转型成本、提高政策配合、减少“钻政策空子”的空间来缓解“绿色悖论”，但运用数据对这些路径做了实证检验后发现，城市发展水平、创新要素集聚程度、产业结构特征都会影响机制效果。此外，现有研究假定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两变量的关系是线性的，并未充分考虑变量关系在不同阶段的变化。本文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两变量的关系，识别出数字贸易影响绿色创新时存在两个门槛，而且数字贸易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方向会随发展阶段变化：早期可能是抑制，中期转为促进，到了更高阶段后促进作用会变弱并趋于稳定。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贸易对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在搜寻信息、协商条件、订立合同、进行履约检查时都会付出成本。 企业的此类交易费用会影响效率。数字贸易依托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数字贸易通过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可直接影响绿色创新。跨境电商平台降低了企业出海门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成本进一步减少，而且也能减少一些中间环节。平台会快速地把市场反馈传递回企业，也会把竞争压力带给企业。国际消费者的绿色偏好一旦被传回企业，企业就倾向于开发绿色产品，并推行可持续的生产与管理模式。数字贸易还会影响企业融资。数字贸易让信息更透明，也会让外部更容易了解企业，企业的借款成本可能因此下降，企业也更容易将资金投入到长期项目上。绿色项目通常投资周期偏长，企业在资金压力小的时候更倾向布局绿色研发。在国际市场竞争更强的时候，企业也亟须借助绿色技术来提升竞争力。 数字贸易会促进绿色创新。多项政策和市场事实也印证了这一判断。中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实施后，很多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不断提高，其碳排放也持续下降。随着贸易伙伴国的数字经济水平提高后，中国跨境电商出口量也增长了，从而会间接促进绿色创新。
在“双碳”目标推进的背景下，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二者可能不是呈现线性关系。很多理论认为，二者可能呈现“倒 Ｕ型”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思路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形态。在发展早期，数字贸易会带来技术外溢，跨境知识交流会更频繁，绿色技术扩散也会更快。数字贸易也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交易成本会下降，要素流动会更顺畅。清洁技术和管理经验更容易跨境流动，企业因此更愿意增加绿色研发投入，企业的绿色专利产出也可能增加。当数字贸易规模继续变大时，一些负面因素会变强。不但数字基础设施会消耗更多能源，地区之间的竞争也会更激烈。因而企业可能更在意短期成本。企业可能继续采用高碳技术维持利润，一些企业甚至可能出现“绿色悖论”式行为。一旦企业如果预期未来环境规制趋严，就可能提前更多使用化石能源，企业的绿色投入也可能被挤占。数据管理如果愈发复杂，企业的创新效率也可能下降，企业新增投入的边际效应会递减。因此，当数字贸易规模不断增加时，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动力也可能变弱。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数字贸易的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H1b：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倒“Ｕ”型关系，即随着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提高，绿色创新水平先上升后下降。
（二）绿色创新对数字贸易反向影响机制
在绿色创新影响数字贸易的机制中，数字金融（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承担关键调节作用。资源基础观指出，绿色创新作为战略性资源虽能提升企业竞争力，却面临商业化过程中的融资约束；数字金融则凭借其普惠特性与运营效率突破这一限制，优化要素配置。当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大数据与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信贷可及性，推动中小企业将绿色创新成果（如低碳技术）转化为可贸易数字产品或服务，从而加速创新扩散，扩大数字贸易规模与多样性；反之，数字金融支持不足将削弱这一促进效应。数字金融作为互补性资源，通过“资源协同效应”增强绿色创新在数字贸易中的价值创造，为理解其交互项的作用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本文也考虑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与数字贸易的关系的影响。数字金融不但会影响企业融资的难易程度，也会影响企业开展线上交易的成本和速度。当数字金融水平更高时，企业就更容易把绿色创新转化为可用的交易能力，绿色创新对数字贸易的推动也会更为显著。
本文认为，绿色创新亦可能反向推动数字贸易。企业须将绿色技术应用于数字贸易中，企业发展也离不开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既可以让企业的流程更顺畅，也可以让企业更便捷地使用数据。因此，企业更容易把绿色创新转化为线上交易和跨境业务的优势。吸收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的关键能力是识别、消化并应用外部新知识。 企业将绿色创新应用于数字贸易的效率取决于这一关键能力。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企业可以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优化运营管理，从而更高效地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企业还可以更好地整理和使用这些信息，吸收绿色知识，并把绿色成果转化为可交易的产品、服务和流程。如果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不足，企业的流程可能会僵化。企业对数据的使用就可能流于表面，企业也很难将绿色创新融入数字贸易网络，绿色创新的作用也就被抑制。相反，如果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更高，企业的响应速度就会更快，企业的整合能力也会更强。绿色创新对数字贸易的带动效应就会更明显。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数字金融在绿色创新与数字贸易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数字金融水平越高，绿色创新对数字贸易的正向影响越强。
H2b：数字化转型在绿色创新与数字贸易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绿色创新对数字贸易的正向影响越强。
（三）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交互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和外溢影响
绿色增长的理论认为，经济社会活动可以在增长时同时减少碳排放。空间扩散的观点也认为，一个地区的变化会影响周边地区。本文据此认为，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会通过两条路径影响碳排放。第一条路径是本地效应。第二条路径是对周边地区的外溢效应。区域之间存在技术传播，区域之间也存在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区域之间还有产业关联。绿色创新在本地会减少碳排放，也可能把减排做法扩散到周边地区。因此，周边地区也可能减排。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会推动绿色创新，也会带动绿色投资，还可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城市的低碳转型会更快进行。现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会降低地区污染强度，初始污染更高的地区往往更明显。现有研究也发现，数字金融不仅会将资金导向绿色产业，而且会激励技术研发。因此，数字金融会产生减排效果。数字金融还会将这一影响扩散到周边地区。数字技术和绿色创新在能源替代中往往会相互配合，地方政策也会参与其中。因此很多现有研究认为，数字技术、绿色创新和政策会共同提升减排成效。而周边地区也可能出现“协同减排”的外溢模式。基于这些观点，本文认为本地数字贸易不仅会降低绿色技术的成本，还会改善生产要素配置。同时，本地数字贸易还可能加强环境监管的执行。当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共同作用时，本地碳排放更可能下降。
但是，本文也认为这种作用兼具双重效应。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交互在本地带来减排时，周边地区反而可能增排。因为区域竞争会放大这种风险，生产要素流动也会放大这种风险。发达地区的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协同效应可能带来产业转移，发达地区的协同效应也可能带来资源虹吸。 因此，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可能上升。产业转移是周边地区碳排放增加的关键动因。高碳产业可能迁至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地区，也可能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因此，本地的排放压力会被“转移出去”，但周边地区将会承担更多排放。另一个原因是资源过度集中。绿色创新资源可能更多流向发达地区。而周边地区的人才可能外流，周边地区学习新技术的速度就可能变慢。如此一来，周边地区的减排能力会变弱。一些网络分析也发现，碳排放在地区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一个地区的减排政策可能改变另一个地区的排放结果。因此，政策设计如果局限于本地视角，就可能低估外溢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的交互项会直接降低本地区碳排放，但它会对邻近地区碳排放产生正向外溢效应。
三、研究设定及变量选择
（一）模型设定及空间溢出理论框架（见图１）
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可能会互相影响。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的互相影响会带来估计偏差。因此，本文使用广义三阶段空间最小二乘法（GS3SLS）进行空间联立方程估计。该方法在完成第二阶段各空间方程的OLS估计后，实现了对内生性干扰的有效控制。因此，该方法能为探究绿色创新与数字贸易的双向关联、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交互影响提供可靠的方法支撑。空间权重矩阵可以刻画城市之间的联系，也能帮助模型识别空间相关性。本文在第二阶段先对每个空间方程做 OLS估计，再把这些结果用于后续步骤。通过这种流程能更好地控制内生性干扰。因此，本文可以更稳定地识别双向关系。
首先，本文采用广义三阶段空间最小二乘法（GS3SLS）构建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分析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双向内生关系及其空间交互机制。
其次，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来检验数字贸易、绿色创新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
wᵢⱼ为空间权重，νᵢ、μₜ、eᵢₜ分别为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随机误差项，I为城市碳排放，DIGTR 为数字贸易，GRDI 为绿色创新。
在控制变量选取方面，我们遵循王群伟等学者的研究框架：数字贸易方程的控制变量包含金融发展水平（FDLV）、数字技术（DGTY）、市场化程度（MKTZ）、人口规模（POPQ）与城镇化水平（URBN）；绿色创新方程纳入市场化程度（MKTZ）、经济增长目标（EGTG）、金融发展水平（FDLV）、人口规模（POPQ）及基于二氧化硫去除率的环境规制强度（ERIY）等控制变量；城市碳排放方程的控制变量包括能源消费强度（ENGDP）、城市数字化水平（GDPOP）、第三产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TIIV）、贸易开放度（TRGDP）与国有企业职工数／总就业人数（SOEE）。 所有控制变量均采用一阶滞后形式，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度
（１）城市碳排放
本文主要研究城市碳排放，其测算方法为加总工业消耗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的碳排放量，以及工业用电间接产生的碳排放量。借鉴韩峰等的方法计算各城市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公式为：
碳排放核算采用以下参数体系：Eₙ 为工业天然气消耗量（单位：立方米）；κ为天然气CO₂排放系数，取值2.1622千克／立方米；Eₚ为工业液化石油气消耗量（单位：千克）；γ为液化石油气CO₂排放系数，取值3.1013千克／千克；Ec 为工业用电量（单位：千瓦时）；∅为煤电燃料链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取值1.3023千克／千瓦时；η为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例（单位：％），反映电力结构对煤炭的依赖程度。计算过程中确保所有数据单位一致，最终碳排放量通常以千克或吨为单位。数据来源包括《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电力年鉴》等官方统计资料。
（２）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
针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评估，本研究借鉴姚战琪的方法构建了包含主体、环境与支撑三个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普及度、数字技术研发投入、数字核心产业发展、数字服务供给能力、跨境数字贸易规模、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数字服务出口能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支撑、宏观经济活力等 10个二级指标。使用熵值法和 TOPSIS法测度各城市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数。ENDT为使用熵值法测度的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数，TOPS为使用TOPSIS 法测度的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数。
（３）绿色创新
为了反映创新活动的即时性和活跃度，使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来衡量绿色创新水平（GRDI）。
（三）数据及样本
本文使用 2017—2023年中国292个地级市的数据，其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 Wind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数字贸易的估计结果
表1的列（1）到列（6）提供了回归结果（见表1）。表1各列中绿色创新变量的系数都通过了统计检验，而且各列中绿色创新变量的系数也都为正。
本文用熵值法来衡量数字贸易时，估计结果保持一致。本文用TOPSIS 法来衡量数字贸易时，绿色创新的系数也为正。这一发现表明，绿色创新会推动数字贸易，而且这一效应较为稳健。这一结论也支持“创新带动贸易”的思路。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会带动贸易增长。本文将这一理论框架应用于绿色领域。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友好型创新也能促进数字贸易增长。研究结果还进一步表明，绿色创新可能带来更强的市场优势，还会给企业带来切实的竞争优势。例如，企业会开发节能技术，也会开发低碳技术，还会开发循环利用相关的新材料和新服务。如此，企业不仅能形成“绿色竞争优势”，而且数字贸易平台会把这种优势更快地转化为销量和订单。同时平台也会把企业推广至更多海外买家面前。当全球更注重环保的消费者时，采购商也会更愿意购买这些产品和服务。因此，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跨境交易也会增加。现有研究较多关注单一方向，普遍认为数字贸易会促进绿色创新，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反向作用。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绿色创新也会反过来促进数字贸易。这一发现表明，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推动的关系。
以数字贸易综合评价指数为因变量时，其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贸易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即周边地区数字贸易发展对本地区产生辐射带动作用。具体而言，邻近地区作为数字贸易先行者，其成熟的商业模式、数据分析技术、供应链管理经验及跨境电商实践，可通过人才流动、企业合作、学术交流与技术示范等途径向本地区扩散。数字贸易所依赖的基础设施与关键要素具有高度流动性，某一地区数字贸易的繁荣发展能够吸引外部资本形成产业集群，中长期有助于促进区域间要素优化配置，并通过构建统一数字市场为本地企业拓展市场空间与中间品来源，实现规模经济。地方政府在数字贸易推进中同样发挥关键作用。当观察到邻近地区通过设立示范区、出台数据跨境便利化政策与完善监管框架等措施取得成效后，本地区政府往往会进行政策模仿与学习，此类“标尺竞争”机制可推动有效制度在区域间快速扩散，为本地数字贸易突破制度障碍创造有利条件。
而当以数字贸易综合评价指数为因变量时，绿色发明数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邻近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对本地区数字贸易发展产生了抑制效应。该负向溢出主要通过三类机制传导：其一，邻近地区绿色创新水平提高会吸引本地区资本、高技术人才与数据要素向其集聚，从而削弱本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所需的资源基础；其二，绿色创新领先地区可能通过技术壁垒或政策倾斜限制本地区数字贸易企业的市场空间与创新机会，形成不对称竞争格局；其三，在邻近地区强化绿色创新战略的背景下，本地区可能被迫调整资源分配，将原计划用于数字贸易基础设施或技术研发的要素转向绿色领域，间接挤占数字贸易发展所需投入。
（二）绿色创新的估计结果
本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基于熵值法与 TOPSIS 法构建的数字贸易综合评价指数，其估计系数均至少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证实该指数对绿色创新具有稳健的促进效应（见表2）。
在经济加权空间矩阵框架下，基于熵值法与TOPSIS 法构建的数字贸易综合评价指数的本地指数每提升1％，绿色发明数量就相应增长1.94 ％与 1.85％。这一促进效应经由技术扩散、资源配置、市场激励和制度适配四重机制共同实现：技术扩散打破地理与信息壁垒，促进绿色技术流动并降低企业搜寻成本；资源配置依托大数据与物联网优化要素分配，减少资源浪费；市场激励借助数字平台扩大绿色产品需求，推动企业加强研发投入；制度适配则通过完善监管体系，为创新活动构建规范环境。
空间计量结果显示，绿色发明数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证实区域间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即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对本地产生正向带动。这一溢出效应通过知识溢出、市场竞争与示范、产业链与政策协同三类路径传导：知识溢出促进编码化与隐性知识通过人员流动与合作实现跨区域扩散；市场竞争与示范形成技术优势压力，为本地提供商业化参考；产业链与政策协同则通过需求传导与政策借鉴，推动区域环境治理趋同。
两种形式的数字贸易综合评价指数，其空间滞后项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邻近地区数字贸易发展对本地绿色创新产生空间抑制。这一抑制效应通过资源竞争与虹吸、市场挤压与技术壁垒、政策干预与制度差异三种机制发挥作用：资源竞争与虹吸吸引人才、资本向发达地区集聚，导致周边资源外流；市场挤压与技术壁垒使先发地区凭借规模优势抬高准入门槛；政策干预与制度差异引发区域间政策竞争，发达地区的优惠措施可能会削弱邻近地区的财政能力，市场化程度差异进一步加剧区域创新失衡。
（三）内生性讨论
本文通过多阶回归估计策略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选取不同阶数空间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以缓解模型内生性问题。在零阶回归基准设定基础上，我们将一至四阶空间滞后项依次嵌入GS3SLS 框架，并采用金飞提出的结果一致性比较方法进行验证。实证分析表明，各阶回归中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的交互项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保持正向关系，空间溢出效应呈现稳定特征，证实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高可靠性。效应分解结果进一步揭示，数字贸易既直接推动本地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又产生显著的跨区域空间溢出效应，这一发现为阐释“绿色悖论”地化解路径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同时指明了加强区域间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与实践价值。
（四）稳健性检验
1. 广义空间二阶段法估计结果
本研究采用广义空间二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对模型进行再估计，以检验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的稳健性。估计结果表明，数字贸易、绿色创新的系数均保持统计显著性，证实模型设定与工具变量有效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和空间依赖性，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２. 剔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国务院于2014年发布的通知中明确了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本文把城区常住人口超过 1000万的城市定义为超大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属于这类城市。本文关注到这四座城市的特殊性，它们可能对整体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本文为了检验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本文就在剔除这四个城市后重新进行估计。结果显示，数字贸易的系数没有明显变化。各控制变量的系数也基本稳定。该结果说明，基准结论不是由少数特大城市“驱动”的。该结果也支持空间外溢效应存在。
３. 对所有变量进行缩尾处理
极端值可能会影响估计结果，本文因此对所有连续变量实施了双侧缩尾。本文把缩尾水平设为1％的分位数。缩尾后，本文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仍然显著正相关。结果说明，基准结论不依赖少数极端样本。
４. 剔除重大事件的负面影响
2020年的新冠疫情给全球贸易和创新活动带来了明显冲击，疫情也可能改变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一冲击会干扰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的真实关系。因此，本文剔除了疫情冲击较强的特殊时期样本，并再次估计。结果显示，数字贸易对绿色创新仍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结果在 １％的水平上仍然显著。结果说明，基准结论不是疫情阶段的“短期现象”。该结果也为研究结论提供了更扎实的证据。
（五）异质性分析
１. 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
表3回归结果显示，数字贸易综合指数在不同经济水平城市中都能推动绿色创新。同时发现，低经济水平城市的系数更大。而且绿色创新对数字贸易的反向带动在低经济水平城市中也较为显著，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相反，高经济水平城市中这条反向作用不明显，或者作用很小。
本文认为，这种差别与两个因素相关。第一点是“边际效应递减”。高经济水平城市的产业和技术基础更为完善。高经济水平城市的绿色创新多属于增量改进。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要付出更高成本，数字贸易带来的管理优化与技术支撑只能得到有限提升。第二点是“后发优势”。低经济水平城市的绿色转型基础更弱。数字贸易会把外部技术和经验带进来，数字贸易也会产生放大效应。两类城市的发展阶段与需求特征也不一样。高经济水平城市的数字贸易更成熟。高经济水平城市更依赖数据安全、物流效率等高端能力。因此，在高经济水平城市，绿色创新在短期内不一定能直接推高数字贸易。而低经济水平城市的数字贸易多处于快速扩张阶段，低经济水平城市更依赖特色化产品来竞争。也就是说，在低经济水平城市，绿色创新可以提高产品的绿色属性，绿色创新也能提高产品的差异化价值。
２. 创新要素集聚水平异质性分析
本文用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来分组，把城市分成“高新技术企业多”和“高新技术企业少”两类。回归结果显示，数字贸易在两类城市中都会促进绿色创新。在高新技术企业较多的城市中，数字贸易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回归结果也显示，绿色创新对数字贸易在总体上有正向带动。数字贸易会加快技术传播，也会加快知识传播。在高新技术企业集中的城市中，企业更容易吸收并应用绿色技术，也更愿意通过数字贸易平台获取新信息。因而，企业能更快速地更新技术。数字贸易还会促进企业更合理地安排资源。数字贸易会降低绿色创新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在产业链协同更紧密的城市中，这种作用更明显。数字贸易也会把资金和人才更快引导至绿色研发上。另外，本文考虑了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影响力。高新技术企业集中的城市往往有更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地方政策也更配套。因此在高新技术企业较多的城市，数字贸易更能发挥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研究结果还显示，绿色创新对数字贸易的反向带动在不同地区强度不一样。高新技术集中的城市更容易形成正向循环。绿色创新会带来碳排放监测、智能供应链管理等新需求，企业也更易于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可交易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在传统工业基础较强的一些城市中，企业虽然会因为合规和成本压力去用数字工具，但由于当地的数字产业环境还不够完善，因而在高新技术企业少的城市，绿色创新难以对数字贸易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
３. 产业结构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按服务业和制造业占比的中位数进行分组，将城市划分为“服务业占比高”和“制造业占比高”两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贸易在两组城市中都会促进绿色创新，并且都在1％水平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在服务业占比高的城市，这一促进效应更强。回归结果也显示，绿色创新对数字贸易也有正向带动。本文同时发现，在服务业占比高的城市中，绿色创新对数字贸易的估计系数也更大。
本文认为，服务业占比高的城市具有两方面的优势：其一，信息基础设施更为完善；其二，数字人才更集中。在服务业占比高的城市，数字贸易更容易推动技术传播，也更容易推动知识传播，其服务业更依赖数据和跨地区协作。因此，数字贸易更容易实现供需匹配，也更容易降低交易成本。数字贸易还会通过产业配合，推动绿色服务和制造环节深度融合。在制造业占比高的城市，产业仍以传统生产模式为主，绿色技术应用于生产的速度会更慢，绿色技术的应用范围也更容易受限制。因此在制造业占比高的城市，数字贸易对绿色创新的带动相对较弱。
在反向作用中，服务业主导型城市表现出绿色创新对数字贸易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绿色创新通过催生数字化解决方案需求直接拉动数字服务贸易增长；其二，绿色创新还依托服务业集聚优势构建绿色标准体系，借助绿色认证增强在国际数字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从而拓展数字服务出口市场。相较而言，制造业主导型城市的绿色创新更多聚焦于生产工艺优化，对数字贸易的推动主要局限于供应链数字化等特定领域，导致整体外溢效应相对有限。
（六）数字贸易对绿色创新的影响：门槛效应
为进一步验证数字贸易绿色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构建面板阈值模型研究二者之间的动态关联特征。
th是数字贸易综合评价指数的阈值指标。
基于熵值法构建的数字贸易指数，在控制相关变量后，门槛效应模型结果显示：数字贸易对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与非线性分段特征。具体而言，当数字贸易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0.004时，其对绿色创新产生显著抑制效应（回归系数—93.8806）；当数字贸易处于0.004—0.4648区间内，影响方向由负转正且促进效应显著增强（系数由—93.8806跃升至1.7244）；当数字贸易水平进一步超过第二门槛值0.4648后，促进效应仍保持正向，但强度明显回落（系数由1.7244降至0.8295），参数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上述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对绿色创新的作用并非线性单调，而是呈现“低位抑制—中位强化—高位收敛”的阶段性演进规律，印证了该影响机制存在明确的临界转换点。
从作用机制看，第一门槛值 0.004可被理解为数字基础设施与平台生态形成有效规模的“临界起点”。在低于0.004这一阈值的阶段，数字化建设的前期投入与制度磨合成本较高，容易对企业绿色研发资金、人才与组织注意力形成挤出；同时，由于数字技术应用尚未形成网络效应与规模经济，数字贸易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知识溢出与市场扩张收益，因而表现为对绿色创新的净抑制。进入0.004—0.4648的中间区间后，数字贸易的降本增效优势逐步释放，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强化跨区域知识扩散与优化要素配置等路径，显著提升绿色创新产出，体现出“跨过临界点后收益递增”的特征。随着数字贸易水平进一步攀升并超过0.4648，其边际促进作用趋于收敛：一方面体现为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数字鸿沟、平台竞争加剧、数据治理复杂化以及绿色创新系统承载能力约束等结构性因素影响，导致数字红利向绿色创新转化的效率下降。
进一步分析，门槛机制还体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第一门槛以下的负向抑制在老工业基地更为突出，反映其在产业路径依赖与要素错配背景下更易出现“成本效应／结构锁定效应”主导。第二门槛后的促进收敛与区域创新系统承载能力密切相关，东部沿海地区可能由于创新体系更完善而具备更强吸纳能力，从而呈现更高的潜在“有效阈值”，而中西部地区受人才、技术生态与制度供给制约，可能更早遭遇边际效益递减。总体而言，两个门槛值刻画了数字技术通用性与区域特定条件相互作用下的差异化演进路径，深化了对数字贸易赋能绿色创新“边界条件—阶段特征—潜在风险”的理解。
五、绿色创新对数字贸易反向影响机制的进一步验证
在基础回归与稳健性检验均证实数字贸易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背景下，本研究致力于揭示绿色创新反作用于数字贸易的内在渠道。为此，我们设置了包含绿色创新与数字普惠金融交互项、绿色创新与数字化转型交互项及三者三重交互项的计量模型，以系统识别其中的调节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gif）直接采用北京大学2021年发布的权威数据。政府数字化转型（Digit）的测度则借鉴杨平建立的文本分析框架，通过构建涵盖数字技术与数字应用两大维度、共计121个关键词的专业词表，以其总频次作为该变量的核心测度依据（见表5）。
（一）绿色创新和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项对数字贸易的影响
表5的结果显示，绿色创新和数字普惠金融一起发挥作用时，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会明显提高。表5的结果也显示，绿色创新单独发挥作用时，它的推动作用不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单独发挥作用时，该变量的推动作用也不明显。
本文把绿色创新和数字普惠金融两者的协同路径分成三条。第一条路径是技术要素与金融资源的协同。数字普惠金融依靠覆盖面广、使用深度大、线上程度高等特点，能精准识别绿色项目。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缓解绿色项目的融资难的压力，还能降低一些交易成本。两者的配合为绿色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和市场转化提供资金和信息。第二条路径是合作网络的形成。数字金融企业和绿色创新主体更容易形成跨领域合作，从而会提高绿色技术在数字贸易中的进入程度和匹配程度。第三条路径是可持续目标的加强。绿色创新和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作用会同时促进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二者交互作用不但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会降低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强度。绿色创新如果单独推进，往往会因为成本高和风险大受阻。数字普惠金融如果单独运行，往往也会因为方向不清、对企业可持续关注不够等因素使得推动效果有限。但是，两者的融合却能够实现优势互补。
（二）绿色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对数字贸易的影响
表5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需协同推进，数字贸易才会明显提高。表5的结果也显示，仅推进数字化转型难以产生实质性成效，仅推进绿色创新同样难以产生实质性成效。本文将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两者的协同机制也分成三类。第一类机制是技术融合。企业的数字化系统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嵌入绿色创新流程。会提高研发效率，这一融合也会提高成果转化的质量。第二类机制是资源重组。数字化平台会将低碳物流、环保认证等关键资源更系统地进行整合。这一重组会降低贸易成本，也会帮助企业形成更明显的市场优势。第三类机制是制度适应。企业在两者协同下更容易对接碳交易等环境规则，企业也会因为合规能力更强而更有信心拓展国际市场。这三类机制相互关联，共同克服了单一策略的局限性。
理论层面，本研究结论强化了要素互补理论的解释力：数字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不同要素协同共振的结果。与现有研究大多聚焦单一要素的独立作用不同，本研究实证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单独影响有限，而其交互效应才是关键驱动力量。这一发现揭示了数字贸易的“协同依赖”本质：数字化技术需要绿色创新赋予应用意义，绿色创新同样需要数字化支撑突破实践瓶颈。本研究在承认二者基础价值的前提下，确立了要素协同在数字贸易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为深化该领域理论认知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三）绿色创新、数字金融、数字化转型三者交互对数字贸易的影响
表6的结果显示，绿色创新、数字金融、数字化转型三者共同作用时，数字贸易综合指数会明显提高。表6的结果也显示，数字化转型本身也会明显提高数字贸易综合指数。但是，如果只考虑绿色创新、数字金融、数字化转型时，三者对数字贸易的推动作用就不明显。本文认为这一发现揭示了三者交互影响数字贸易的关键机制，结果如表6所示。
数字贸易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多种因素协同发力。依赖某一个因素，难以取得显著成效。本文将三者的作用机制划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数字化转型夯实基础”。数字化转型既会构建数字基础设施，也会改进业务流程，还会带来新的商业模式。这些变化为绿色创新和数字金融提供技术平台，也为其提供更清晰的应用场景。第二个层面是“提升风险透明度”。绿色创新往往前期投入高，而且周期长，往往风险也高。数字金融虽然更善于配置资金，但常常会因为技术不确定性而趋于谨慎。三者共同作用后，企业会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绿色创新过程变得更加透明。三者共同作用后，企业也会让关键环节更易于追溯。这些变化会缓解数字金融的顾虑，也会形成一个正循环。在这一循环中，技术降低风险，金融提供支撑，创新更容易取得突破。第三个层面是“整合资源与传递信号”。绿色创新会向市场传递企业的绿色承诺。数字金融和数字化转型的结合会让资源匹配更精准，数字金融和数字化转型的结合也会让资源配置更高效。三者的互动会将技术、资金和数据纳入同一体系，三者的互动也会向国际市场传递更可信的信号。这一协同效应会提高数字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的核心发现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及技术赋能框架高度吻合，共同阐释了多要素协同驱动数字贸易发展的内在机制，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将各要素孤立考察的认知局限。数字化转型作为关键驱动力，确立了数字生产力在贸易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绿色创新与数字金融则必须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价值转化，体现出缺乏系统支持的单一要素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在学术贡献上，本研究与现有文献形成明显区别：既有研究多集中于绿色创新等单一变量，或局限于数字金融与数字化转型等两两关系对数字贸易的作用，未能系统揭示三者协同的内在逻辑。与以往研究普遍预设绿色创新或数字金融可独立推动数字贸易的观点不同，本研究表明，二者单独作用均不显著，其效能释放必须依赖系统内各要素的有机协同，这一发现也为后续研究拓展了新的理论空间。
六、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的交互效用能否破解“绿色悖论”
（一）使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SDM估计结果
表7的结果显示，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的交互项系数都为负，这些系数在统计检验里也能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两者协同发展会促进本地减排，本地碳排放会也下降。表7的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空间滞后系数为正。这表明，邻近地区将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共同提升时，本市的减排会面临更大挑战，因而本市碳排放可能会上升。其主要因为：第一，周边城市的融合会加快产业转移。邻近城市可能把高耗能产业向外转移。本市如果承接这些产业，本市的碳排放就会因此增加。第二，数字贸易会带动绿色技术扩散。本市如果把引进的技术应用于高碳产能扩张，本市就会抵消部分技术的减排效果。第三，周边区域的融合会改变要素流动。本市可能会出现绿色人才外流，也可能会出现资金外流。这些要素流失会削弱本市的减排能力，因此本市的排放压力会变大。表7还显示，碳排放的一阶滞后项系数为正，该系数在三种矩阵下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碳排放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前期排放高的城市，当期排放也更容易高，而减排政策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显现效果，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设计中长期政策时需充分考虑这种惯性。
（二）多时点双重差分下的空间效应分解
表8的结果显示，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的交互项的直接效应为负，而且至少能过10％的标准。该结果说明，本地的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协同推进时，会显著促进本地碳减排。数字贸易可以优化供应链，也可以减少资源错配带来的浪费。因此，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协同作用时，协同效应会更强。数字贸易会为智能能源管理、碳足迹记录等技术提供使用场景，也会为这些技术应用提供更快的传播渠道。而绿色创新会为数字贸易注入更强的低碳要求，因此，数字贸易更容易实现低碳转型。
表8的结果也显示，周边地区的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的交互项对本地碳排放有正向溢出效应，交互项的间接效应也为正。这些结果说明，周边地区的协同行为可能会把排放压力转移过来，这一现象也可能继续向更近的地区传导。本文认为这里出现了“碳泄漏”。这种现象的传导路径通常包括三种：第一种，本地产业向高端和清洁方向升级，高耗能产业就更可能迁往转型慢的周边地区；第二种，本地把人才和资金集聚得更为集中，周边地区不仅更难推进绿色转型，还更容易延续高碳发展路径；第三种，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的收益在空间上分布不均，区域差距就会被拉大。
七、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7—2023年全国地级市数据，运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实证考察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双向互动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重点解析二者协同作用对“绿色悖论”化解路径与空间边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贸易会促进绿色创新，绿色创新也会反过来带动数字贸易。数字贸易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出倒Ｕ形非线性特征。绿色创新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或依托数字化转型提升知识吸收能力，从而反向促进数字贸易发展，这一发现深化了对二者内在联动机制的理论认知。空间分析显示，邻近地区绿色创新会抑制本地数字贸易发展，周边数字贸易活跃度同样对本地绿色创新形成约束。机制分析进一步揭示，数字贸易与绿色创新的交互作用通过推动绿色技术扩散、提升能源效率与强化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本地碳排放，为破解“绿色悖论”提供了有效路径；然而这一过程也会引发高碳产业区域转移与创新资源虹吸现象，导致邻近地区碳排放增加，揭示了“碳泄漏”风险在环境治理中的现实风险与区域协同在绿色转型中的紧迫要求。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地方政府要把数字贸易和绿色创新纳入统一的区域发展框架进行协同规划。地方政府应通过政策协调与市场规则引导要素流动。为了保障各要素更顺畅地流动，地方政府要避免要素过度向中心城市集聚。各地区不但要立足自身比较优势选择发展路径，也要共同构建分工明确的区域创新网络。第二，政府要把数字技术更多应用于清洁生产和能源管理，还要把数字技术更多地应用于碳监测和碳足迹管理。监管部门要建立跨地区的碳排放协同治理机制。要推动环境规制的区域协同与标准统一，另外，监管部门也要提高执行力度。监管部门要推动标准互认，还要推动联合监管，从而降低因规则差异带来的碳增排风险。第三，政府要增加数字基础设施的公共投入，政府也要增加绿色技术研发的公共投入。同时，政府要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为企业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政府还要系统培养人才，要更积极引进高水平人才，并且要用更开放的合作方式吸纳外部先进经验。
本文刊于《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