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深入探索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驱动路径，对于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堵点、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11—2022年我国26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实融合发展驱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实融合发展能够显著驱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种驱动作用具备长期效应，且在中西部、胡焕庸线东南侧、高行政级别、数字基础设施完善以及产业结构层级高的城市表现更为突出。机制检验表明，数实融合发展主要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速产业深度融合以及强化城市网络关联等渠道驱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此外，政府调控能力和本土市场潜力在数实融合发展驱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作者：依绍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吴顺利（通信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梁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摘自：《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5年第4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并围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作出明确部署。《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要义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即以充分竞争和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对内、对外开放联结为导向，统筹全国市场资源实现最优化配置。但长期以来，我国市场体系面临政府治理、市场结构等多因素形成的体制机制障碍，导致地方政府选择性干预、产权交易市场壁垒、商品与要素市场分割等问题，严重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深入探索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驱动路径，对于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堵点、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持续深化，一二三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不断增加。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平台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不仅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也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有力支撑。从理论层面看，数实融合发展过程中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供需两侧规模效应推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这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资源配置优化导向具有内在一致性。与此同时，数实融合发展也伴随着微观市场活力的持续激发，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注入内生动力。在实践过程中，数实融合发展能否有效驱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何种内在机制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本研究将重点围绕上述核心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
有别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三点：一是研究对象方面，将数实融合发展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纳入统一研究框架剖析两者间的理论逻辑，并实证检验数实融合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现实驱动效应；二是研究视角方面，从产业深度融合、城市空间关联网络、资源配置效率与市场主体活力等视角切入，挖掘数实融合发展驱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作用机制，同时结合“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理论，拓展性地探讨政府调控与市场潜力的调节效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视角为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理论支撑；三是研究方法方面，分别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变异系数法，测算城市层面的数实融合发展指数与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不仅突破了既有文献中省级层面数据测算结果精确度不高的局限，同时也强化了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综合性。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实融合发展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机制
第一，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对市场一体化具有重要作用。数实融合发展通过重构要素属性、破除流动性桎梏，优化资源配置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其一，数据要素具备流动性、虚拟性和共享性等特征。实体企业依托数据这一关键生产要素，能够突破“要素禀赋地域固化”的约束，使其成为跨区域经济合作的天然“黏合剂”，弱化行政边界和市场分割形成的制度性交易壁垒，推动资源高效率配置，进而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其二，数实融合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降低双边市场信息不对称，实现对买卖双方的信息进行实时收集、分析和预测，加速供需精准匹配，为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其三，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要素需求在数实融合过程中得以重构，新的产业生态使得要素配置方式产生系统性调整，要素资源自发向生产效率更高的产业转移，以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第二，市场主体激活效应。企业既是数实融合的微观载体，也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市场主体。数实融合发展推动企业数字化变革与转型，使得经营主体活力得以激发，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强劲的内生动能。首先，数实融合的内涵之一是技术融合，在数字技术加持下，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研发创新速度持续提升，以内生创新动能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其次，数字平台持续涌现并成为数实融合创造价值的重要主体，其开放式创新系统能够纳入其他经营主体，实现协同创新，进而驱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最后，数实融合发展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字生态系统构建与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提升，营造更公正、有序、便利的创业环境，有效激发地区创业活跃度，进而驱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第三，产业深度融合效应。首先，在数实融合发展过程中，数字技术成为不同产业的共同技术基础，以跨部门技术扩散、知识溢出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其次，数实融合作为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力量，推动传统产业向业态模式创新、价值创造路径重构等方向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依托线上平台等载体不断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仅具有产业跨界融合发展特征，还能够高效地突破贸易壁垒，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最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是产业链延伸拓展的过程，数字技术的外溢性、普惠性等特征使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分工深化，协同水平增强，全面提升了产业融合深度。与此同时，产业深度融合有助于激发产业创新活力，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新产业形态涌现等形式推动市场高效运行，打破产业、区域、行政等壁垒并提升协同水平，进而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第四，城市网络强化效应。根据梅特卡夫定律，数字技术的网络效应使得全国统一大市场中不同节点的规模优势呈指数级放大。从这一视角看，数实融合发展加强全国范围内的市场连接和空间经济关联，弱化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管理机构的横向与纵向边界，减少地理距离和行政干预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约。与此同时，数实融合依托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支撑部分可标准化的信息、知识、技术等进行跨区域传输，为远距离的产品供需双边匹配和物流网络体系提供技术支持，使城市间经济关联更加紧密，并降低跨区域经济合作的信息摩擦与交易成本，进而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分工理论视角看，当前跨区域产业分工趋于模块化，而在数实融合进程中，借助数字网络连接、数字模块分解、数字平台驱动、数据要素分析，加速构建高效协同的区域专业化分工网络，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数实融合发展能够驱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假设2：数实融合发展主要通过资源配置优化、市场主体激活、产业深度融合以及城市网络强化来驱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二）政府调控能力和本土市场潜力的调节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充分利用好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既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引导作用，又要借助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一方面，政府调控能力的提升能够强化数实融合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驱动作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职能分工与治理协同有利于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各级政府依托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等数字载体，强化政府治理效能和宏观调控协同性，促进数据要素开放共享、优化实体产业空间分布格局，从而打通商品与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堵点，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另一方面，本土市场潜力释放有利于形成需求侧的前瞻性和多样性，激励实体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深度挖掘市场需求，优化线上市场与线下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以更大范围的供需匹配来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此外，超大规模市场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技术溢出等天然优势，为跨区域经济合作奠定基础，进而强化数实融合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推动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政府调控能力和本土市场潜力能够强化数实融合发展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驱动作用。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择2011—2022年中国26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别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变异系数法测算了数实融合发展指数和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系统考察数实融合发展如何驱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结果显示，数实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实融合发展能够显著驱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因此，假设1得以证实。同时，本文基于地理距离和地形特征构建了两个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数实融合发展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经过处理后，数实融合发展驱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结论依旧稳健。此外，本文还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排除国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政策干扰、使用D-K标准误、控制高维固定效应等一系列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基准结论始终保持成立。
（二）作用机制与调节效应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实融合发展能够通过资源配置优化、市场主体激活、产业深度融合以及城市网络强化等渠道间接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假设2得到验证。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调控能力和本土市场潜力在数实融合发展驱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因此，假设3也通过了检验。
（三）异质性分析
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实融合发展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作用更明显，能够更快地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通过产业协同与市场整合持续强化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核心地位与辐射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实融合发展在数字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驱动效应更明显，能够提供更稳定、更高效的网络连接，有助于信息流通与数据共享，降低交易成本，加速实体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跨区域的分工协作与资源配置优化，增强市场透明度和公平竞争，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行政级别异质性结果表明，高行政级别的城市通常具备更强的政策引导力和资源调配能力，能够更好地规划和推进数实融合战略，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周边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产业结构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实融合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地区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驱动作用更大，依托于成熟的产业链条和市场机制，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的协同效应，从而加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四）长期效应分析
结果显示，数实融合发展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备一定的长期效应，但其边际效应逐渐弱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技术在统一大市场中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初期市场红利逐渐消失，导致市场饱和度增加、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减缓及政策支持力度减弱，从而使得数实融合的驱动效果减弱。此外，市场监管挑战、区域鸿沟、经济周期影响等因素也可能导致数实融合发展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长期驱动效果逐渐减弱。
结论与政策启示
立足于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国内大循环与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时代背景，本文系统考察了数实融合发展如何驱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研究发现：其一，数实融合发展对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市场主体激活效应、产业深度融合效应及城市网络强化效应是数实融合发展驱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主要机制；其三，在中西部和胡焕庸东南侧地区以及行政级别更高、产业结构更高级、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善的城市，数实融合发展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驱动效应更强；其四，政府调控能力和本土市场潜力可以正向调节数实融合发展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驱动效应；其五，数实融合发展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具有长期效应，但随着时间演进其长期边际效果逐渐弱化。基于研究结论，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深入推进数实融合发展，强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生动能。健全数字领域的技术研发、资金投入、产业发展、行业监管等相关制度体系，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有益的制度与政策环境。推进数实融合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全国骨干网络、算力基础等设施合理布局，加快补齐重点领域、区域的数字基础设施短板，加强数字设施与传统设施功能整合与集约部署。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交易保护等制度，优化数据流通环境激活数据要素价值，以多维度数字技术创新和数据要素应用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培育数实融合发展新模式。
第二，充分发挥数实融合对产业融合、资源配置、空间关联网络和市场主体活力的积极影响，破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现实堵点。依托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新质化转型，深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技术融通、协同互动和联动发展。完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资源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治理体系，借助数实融合优化资源配置环境，推进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标准体系衔接，提升国家物流枢纽城市、流通支点城市等节点城市的综合性服务功能，深化城市间专业化分工与协同合作。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家精神，积极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发挥市场主体创业创新的引领作用，推动生产、流通与创新效率稳步提升。
第三，不断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化数实融合的驱动作用。一方面，发挥好政府部门的规划者和协调者角色，健全数据要素、数字产品等制度体系，结合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趋势完善有关政策支持，规范线上平台与线下实体、数字与虚拟业态竞争秩序，为数实融合发展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借助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挖掘长尾市场需求，围绕供给优化、需求激发与循环畅通等路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来源：《社会科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