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体达用”是所有科学的核心使命与愿景，旅游学科自不例外。在某种程度上，“明体”等于“强体”，唯有“强体”方能“达用”。宋瑞教授的这篇专栏文章充满“明体达用”的思想光芒，不仅指出了当下旅游研究存在“精致的平庸” 之误区，而且从科学哲学高度探析了旅游知识生产的层次结构、国内旅游研究的阶段演进特征和未来方向，进而为旅游学术共同体高质量发展贡献了诸多针对性建议，体现了“体用贯通”之追求。期待该文能引发学界同仁更广、更深的反思，推动国内旅游研究更上层楼！
——马波
青岛大学商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
缘起：数篇文章和一场讨论
近来拜读了《旅游学刊》新栏目“观察与思考”中马波、肖洪根、黄松山和杨旸等多位学者的思辨文章，其对旅游研究中理论与方法、思想与经验、本土与国际之关系的探讨引人深省。
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成熟，不仅基于持续的知识积累，更有赖于对自身知识生产方式的不断反思。毋庸置疑，我国旅游研究在人员规模、成果数量、方法应用以及国际影响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研究与实践关系疏离、学界对业界和政策影响式微、本科招生岌岌可危以及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生存危机，亦是不争的事实。笔者长期参与研究生论文开题、毕业答辩和期刊审稿，所见景象常常是“无模型不文章”，且多以“X对Y的影响机制研究”为题，而X与Y似可随意组合。此种情形令人颇感无奈，乃至无趣。眼见不少学生，不懂实践，不做调查，无视现实，不顾逻辑，从文献里翻出某某理论、搬来某某模型，从数据库或问卷星里搜来一堆数据，丢将进去，“跑”通即可。这不仅是马波老师所斥“思想的贫乏、学术的肤浅”，更有事实的缺位、常识的匮乏乃至科学精神的丧失。
近年来，旅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模型驱动甚至数据驱动的泥沼，大量成果呈现出“精致的平庸”。不少研究者似乎更关注概念是否时髦、理论是否新潮、模型是否复杂、方法是否先进、数据是否庞大，却不大关心客观事实到底如何、研究问题是否重要、理论是否匹配以及思想有无创新。在旅游作为社会现象受到更大关注、旅游作为实践领域内涵外延不断拓展的当下，旅游作为研究领域和专门学科，所面对的理论与实践鸿沟却愈发巨大。
当然，此一现象，非旅游所独有。2026年，《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和第 4期先后刊发了两篇有关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文章，在学界引发广泛讨论。经济学者陆铭教授延续2025年在某次论坛上的批判性观点，直指经济学研究已陷入“过度模型化”误区：研究缺乏理论和问题意识，模型变量缺乏经济意义；方法论上“唯模型是从”，对无法量化的重大问题视而不见；用复杂模型包装苍白结论，在理论与实证上均无实质贡献等。作为回应，擅长因果推断的经济学者江艇进一步将“过度模型化”解释为模型功能过载。他认为，模型在经验研究中确实重要，承担着识别装置、事实筛选器与叙事约束功能。所谓“过度”，并非模型使用过多，而是模型的核心功能各有适用边界，当边界被突破时，模型原本的可操作性与规范性反而成为新的缺陷。两位学者一方面呼吁从“方法跟风”转向“问题回归”，另一方面强调要在理解模型边界的基础上，用精确的方法处理复杂现实。实际上，国际经济学界也对经验事实与理论模型之间关系的倒置产生了警觉。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尼古拉斯·卡尔多 （Nicholas Kaldor）很早就对主流经济学的抽象均衡模型提出系统性批评，强调理论应解释经验事实而非脱离现实建模。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也反对脱离现实的模型化经济学，将其称为“黑板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从现实决策偏差现象出发修正理性人理论。同为诺奖得主的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强调关注异常现象推动理论革命。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等也明确倡导“问题导向型”研究。
无独有偶，作为管理学领域权威英文期刊，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于2026年6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现象驱动型研究”（phenomenon- driven research）的重要性。4位身为编辑的作者提出，“理论优先”虽仍是管理学研究的主导方向，但并非唯一，而“现象驱动型研究”应是该领域实现自我更新的主要机制。他们呼吁，将探究的起点重新置于真实、鲜活、复杂的现象之上，关注那些“让人困惑、仍不被理解或与预期相反”的现实问题，从而促使形成新的概念、新的机制甚至新的理论。他们提倡，在研究早期阶段，有意识地悬置理论承诺，给予现象充分展现空间，并将此形象地比喻为“放松理论的缰绳”。这篇文章在国内激起不少讨论。实际上，近年来，美国管理学会的3本期刊《管理学会学报》（AMJ）、《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MR）和 《管理学会发现》（Academy of Management Discoveries，AMD）均表达过类似观点：2021年，AMR刊文明确提出“基于现象的理论构建”（phenomenon- based theorizing），将其作为有别于传统归纳和演绎方法的另一条路径；2024年，AMD倡导“兼顾理论驱动型和现象驱动型研究的平衡方法”，该刊物甚至明确以鼓励“现象驱动型”早期研究为目标，专门刊发“新现象”和“尚未被充分理论化的经验发现”方面的文章。
可见，处理好理论模型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关系，是贯穿经济学、管理学和旅游研究等领域的共同议题，而对过分强调“理论/模型驱动”的反思也已成共识。
审视：科学哲学视角下的旅游研究
以个人浅见，社会科学研究的要素构成大体可分为3层：一是本体层，即事实、现象、问题等，代表“世界是什么以及发生了什么”；二是表征层，即概念、数据等，代表“如何将复杂世界变成可观察、可描述、可分析的对象”；三是解释层，即模型、框架、理论等，代表“如何理解、建构与形成知识”。方法则贯穿各层，既影响数据生产与模型构建，也影响理论生成与知识解释。
从科学哲学角度看，对上述要素之先后、主次及适配的处理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知识生产观。经验归纳主义强调经验基础，认为科学知识源于对观察事实与数据的归纳，理论是在大量经验基础上抽象出来的规律，因此，研究须遵循“数据分析→经验规律→理论提炼”的逻辑。科学实证主义认为，应从理论出发，通过逻辑推导形成可检验的命题，再由经验数据加以证实或反驳，因此，研究须遵循“理论依据→模型推导→数据检验”的顺序。在这里，模型是理论的形式化工具，数据用于证实或证伪理论。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科学是运行在特定“范式”中的共同体活动，在某一范式下，什么被视为“事实”、哪些数据被收集、什么问题值得研究甚至使用什么方法，均是由该范式预先结构化的。在科学建构主义看来，数据并非对客观现实的直接记录，而是在特定研究方法、测量工具、分类体系和操作程序中被建构出来的产物；方法不仅是获取知识的工具，也是塑造知识对象和生成知识内容的重要机制；理论并不总是作为先验框架而存在，而是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持续互动中通过观察、解释、比较和修正不断形成和演化的。
以这3个层次分析，过去近半个世纪里，我国旅游研究的知识生产发生了深刻变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旅游研究的本体层快速发展，旅游产业、资源开发、入境接待等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响应特征。在表征层，彼时所用概念大多直接来自工作或政策语言，并无系统的学术概念；数据以官方统计和行业报告为主，方法以定性描述和经验总结为主。在解释层，理论建构近乎缺失，研究止步于情况分析、经验总结和对策研究。此时的旅游研究具有“前科学经验主义”特征。20世纪90年代中期，旅游研究本体层显著扩展，假日经济、可持续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新议题大量涌现。在表征层，“真实性”“地方感”“游客凝视”“旅游生命周期”等西方学术概念成批引入，问卷法、统计分析法逐渐普及。在解释层，多为西方理论的应用性转述，研究普遍遵循“西方理论+中国案例”的模式。此时的知识生产可称为“模仿型实证主义”，即形式上遵循“理论→假设→检验”的实证主义路径，但理论是“拿来”的，问题是被理论定义的，中国情境主要扮演“检验场”的角色。进入2010年后，中国旅游研究呈现出多元分化态势。本体层中，各种新兴业态不断涌现，旅游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深度交织，现象的复杂性与丰富度达到新的高度。表征层则呈现出数据繁荣、概念分化的特征：一方面，大数据、社交媒体数据、手机信令、眼动实验等数据源极大地丰富了表征手段；另一方面，概念生产则出现分化，研究碎片化现象更加明显。解释层也呈现出明显的范式分化：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主要沿用实证主义路径，地理学研究重视空间分析与演化机制，知识积累呈现“圈层化”特征，库恩意义上的“范式竞争”开始显现，但尚未形成某一范式的绝对优势。当前，中国旅游研究正处于反思与转型的关键节点。在本体层，文旅深度融合的制度创新、数字时代的旅游体验、Z世代的旅游消费逻辑等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表征层则呈现出明显的张力：一方面，研究方法日益精密，混合方法、纵向追踪、因果推断等先进技术得到应用，人工智能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另一方面，概念创新仍未突破“西方引进+中国验证”的基本格局，但更多学者开始呼吁中国旅游研究的理论自觉与中国旅游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解释层对旅游研究是否拥有独立理论、如何构建旅游学科体系等方面的反思增多，部分研究尝试从中层理论入手建构本土解释框架，跨学科对话显著增强。显然，旅游研究的主导知识生产观出现向更具反思性方向过渡的迹象。
总体来看，我国旅游研究的知识生产具有4个突出特征。首先，本体层始终是最活跃的驱动力量。新的旅游现象不断涌现，持续为研究提供“问题原料”，但本体层的活跃并未自动转化为表征层的深化与解释层的积累。其次，表征层经历了从薄弱到繁荣、从引进到分化的过程，但自主概念和理论建构能力仍是短板。大量研究使用精密的测量工具检验外来的概念框架，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具有理论生命力的原创概念并不多。再次，解释层始终滞后于本体层和表征层。理论研究不能充分回应实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理论搬运”与“现象描述”之间的鸿沟未能有效弥合。最后，主导知识生产观正在缓慢转型，从早期的“前科学经验主义”，到“模仿型实证主义”，再到多元范式并存，正向建构主义萌芽过渡。当然，不同知识生产观之间的张力仍持续存在。
期待：走向未来的中国旅游研究
审视当下的中国旅游研究，的确与陆铭教授所批判的经济学研究类似，甚至问题更为严峻——不仅存在“为了让模型成立而忽略现实”“为了让方法成立而牺牲问题”的现象，甚至不乏“为了让理论可行而拼凑事实”“为了让数据有用而无视真相”的个例。与其说这是“过度模型化”，不如说是“不当模型化”。以文献驱动替代问题驱动，以方法驱动甚至是数据驱动替代现象驱动，以理论移植替代理论创造的情况甚为普遍。在不少研究中，复杂模型和统计技术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研究问题本身——模型越来越复杂，变量越来越精细，数据越来越庞大，但现实意义却越来越模糊甚至被悬置。
显然，上述问题的形成并非学者个人的选择结果，而是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人才培养和学术共同体等共同塑造的产物。因此，亟须从知识生产体系出发对整个学术生态做出调整。例如，在学术期刊发表和学术论文评审中，是否可以适当弱化将“理论缺口”或“理论贡献”作为论文合法性来源之一的做法，充分考虑“问题重要性”？除了问“贡献了什么理论”“使用了什么模型”“应用了什么方法”之外，是否更应关注“解释了什么重要现象”“解决了什么重大现实问题”？学术期刊如何有效鼓励严谨的探索性研究和长期扎实的案例研究，而非仅仅基于对数据库中的变量进行各种组合而做出的所谓“实证研究”？现有评价体系容易诱导研究者选择风险较低的“理论验证型研究”，而回避对真实世界、现实问题的切实关注和深入探究，更不必说是耗时较长、结果不确定的现象探索和理论创造。学科设置与评价体系中，是否应改变过度依赖论文数量、期刊等级和理论贡献的评价导向，从而适当增加原创概念、本土理论建构、政策影响和行业贡献的评价权重？针对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训练，除强调文献阅读、理论推导和方法技术外，如何增加现实观察、田野调查和问题发现的内容？如何鼓励学生们深入实地开展调查或者真正参与决策研究？学术共同体如何形成鼓励原创、包容探索的学术文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旅游研究处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交汇地带，充满了理论与实践、思想与方法、中国与西方、本土与国际、数字与人文以及旅游研究特殊性与不同母学科研究一般性的多维张力。只有在研究本体层、表征层、解释层之间建立良好的动态适配，才能使中国旅游研究不仅追求数据间的因果性、方法上的复杂性、模型上的精致性和统计上的显著性，更追求理论的解释力、思想的创新性和知识体系的自主性。
来源：《旅游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