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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茹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马克思主义财经科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
内容提要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深度嵌入消费全链路的新型业态，标志着消费范式从单纯的“数字连接”向深度的“智能感知”实现了系统性跃迁。本文系统探讨了智能消费的理论源流与场景建构。研究发现，智能消费根植于技术、经济与制度的多维度交融：底层以通用技术集群构筑数据感知与算力底座；中层通过算法补强“有限理性”并以C2M模式重构供需链路；顶层则展现出经济赋能、社会增益与环境友好的三重价值，推动了智能消费的价值导向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升华。在实践层面，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了“人、货、场、境”四维分析框架：“人”从标签化客体演化为具象的数字孪生，并催生出代际“数字反哺”机制；“货”从标准化实物转型为软硬一体的智能解决方案与数字权益；“场”突破物理局限重构为多主体协同的价值生态；“境”则超越被动环境，升维为具备主动感知与无感交互能力的智慧情境。研究同时发现，智能消费当前仍面临技术与场景适配错位、“数字鸿沟”加剧以及“算法黑箱”治理滞后等结构性瓶颈。未来高质量发展亟须实施“敏捷监管”与协同创新机制，强制推行包容性设计与社会兜底保障，同时构建穿透式算法审查消费者赋权体系。最终推动智能消费朝着以人为中心、价值向善的方向发展，实现技术赋能与社会福祉的普惠共生。
关键词：消费 智能消费 理论溯源 场景建构
一、引言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不仅是国民经济循环的“压舱石”与“动力源”，更是衡量人民美好生活水平的重要尺度。消费既是经济循环的终点,亦是起点。[1]在加强消费对经济增长基础性作用的宏观背景下，我国高度重视服务消费的高质量发展与数字化赋能。2024 年8 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加快建设和升级信息消费体验中心，推出一批新型信息消费项目。开展数字家庭建设试点，更好满足居民家居产品智能化服务和线上社会化服务需求。”2025 年8 月，《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接续出台，强调加快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合，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推动人工智能在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深度运用，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当前，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驱动之下，社会经济形态正由数字经济迈向智能经济，消费范式也正历经从规模标准化向智能标准化的结构性变迁。近年来我国智能消费市场发展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截至2025 年12 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已经达到6.02 亿人。2024 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突破9000 亿元，2025 年或将超过1.2 万亿元。其中：以智能家电为代表的核心市场规模已经扩张至接近8000 亿元。从用户特征来看，高达2.61 亿的年轻群体已经成为数字消费的主体，智能设备的网民渗透率达到39.1%。与此同时，智能产业本身也正历经从单一智能产品向全屋场景化协同的深刻转型。回溯智能消费的演进历程，从内涵来看，智能消费是以人工智能等通用技术作为底层驱动，在整个消费环节，通过数据与算法的深度耦合，打造出需求精准洞察、场景自主响应以及价值动态共创的新型消费生态。智能消费的外延不仅涵盖了智能硬件、数字虚拟产品的实体与虚拟客体，更广泛延伸至由AI 技术所重塑的各类生产生活与公共服务体验之中。如果说以电商为代表的数字消费其本质上是“渠道的数字化”，侧重于以在线化来解决空间层面的消费连接，其所依赖的是消费者主导的搜索撮合，本质上是一种渠道的数字化，那么当前正在加速演进的智能消费则标志着消费逻辑从简单的数字连接，升级为更具深度的智能感知，这种升级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全流程的深度嵌入。通过智能化转型，将消费从相对被动、模糊的供需错配中解放出来，实现对需求感知、信息决策以及价值反馈的系统性重构。智能消费已逐渐渗入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在交通领域中，智能汽车已经发展到可以实现应对复杂路况的长距离安全驾驶；在家居领域，智能系统可以根据当前的环境自动调节房内光感、温湿度等。智能消费的相关应用不仅提升了居民日常生活的科技感，更一步步实现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的范式跃迁，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成本与认知负荷。智能消费可以迅速从早期的工具性应用发展为系统性的业务变革，根植于其对市场交易成本的极致优化以及个体效能的高效提升。多年来，学界关于智能消费的演进、作用机理以及相关治理等问题形成了一定成果。在概念界定上，学界普遍将智能消费视为数字消费更高级的形态。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界限逐渐被打破，消费者在消费数字内容的同时，也会通过生产数据、内容或流量来创造价值。[2]
Cohen（2019）[3]认为，算法会全面接管消费行为的预测权，这意味着消费模式会从简单的供需撮合演变成为深度的消费者行为纠偏或意图引导。近年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发展，最新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智能消费的内涵与作用机理。关乐宁等（2025）[4]指出，智能消费是一种由算法实时驱动的“消费-生产”融合态；谢加书和杨昕（2025）[5]认为，智能消费的发展表现出消费内容智能化渗透、产销对接智能化适配等鲜明特征。在作用机理与研究方法上，相对于早期的宏观定性探讨，学者们逐渐更关注于基于微观或中观数据的实证分析。如：王志刚和胡宁宁（2023）[6]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证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数字网络接入等机制实现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史依铭等（2026）[7]通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产品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升是人工智能赋能新型消费增长的重要渠道。徐政（2025）[8]则以DeepSeek 为基础，回答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通过打破信息孤岛、降低决策成本来驱动供需精准匹配的问题。系统梳理现有研究，可以看到当前的文献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宏观经济效应，或智能技术的微观应用（如智能推荐对购买率的影响），在对消费活动发生节点（如人、货、场、境）的微观建构逻辑的系统性拆解上尚存空白。二是部分研究仍然局限于“技术决定论”的线性思维，对智能消费发展背后所隐含的算法偏见、数字鸿沟以及技术与人文的伦理张力等缺乏深入的批判性反思。站在更宏观的经济史视角，智能消费的出现与繁荣彰显着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更进一步的系统性调适，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线性逻辑，将柔性制造、价值共创等重新塑造成为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在此背景下，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以及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理论视角上，系统性地整合了经济决策、社会文化以及技术集群等多学科理论，拓展了智能经济的跨学科阐释边界；第二，在分析框架上，创新性地提出了“人、货、场、境”四维建构模型，系统地呈现出智能消费场景落地的实践逻辑；第三，在发展进路上，针对当前算法治理滞后以及数字鸿沟等现实困境，提出了从效率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理性”转向的范式重构策略，为智能消费的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治理参考。
二、智能消费的理论溯源与价值内涵
智能消费的兴起并非单一学科理论所能阐释，而是技术科学、经济管理与社会制度等多学科理论交叉融合的产物。在底层基础方面，计算机与信息科学中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集群，为智能消费构筑了“数据感知与持续学习”的技术底座；在技术赋能下，中层运行机制发生质变，行为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得到算法的智能补强，管理学中的消费者直连制造模式（C2M 模式）重构了供需链路，实现了市场交易效率的极大提升；最终，这种效率的飞跃在顶层导向中，上升为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视角下的制度属性跃迁，在经济、社会与环境三重维度上实现了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系统性升华。
（一）技术支撑体系：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的必然产物
智能消费的演进并非孤立的技术应用，而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与新一代通信网络为核心的通用技术集群发生集束式突破并深度耦合的必然产物。[9]底层架构的重组不仅为消费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理支撑，更从本质上构建起一个数据驱动与持续学习的智慧系统。在此系统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网络与物联网共同构成了无所不在的感知神经与传输骨架。如：5G 乃至未来的6G 技术，凭借其高带宽、低时延以及大连接特性，使消费场景实现了从部分离线到全时在线的根本性跨越。海量的智能终端作为感知末梢，将消费者行为、环境参数等实时转化为标准化数据流，实现对物理世界的全面数字化映射，从而一步步打破传统消费所面临的信息孤岛，将消费行为转化为嵌入数字环境中的连续信号，为智能决策奠定实时、确定的交互基础。大数据与云计算则构成了系统的资源池与算力中枢。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云端完成从碎片化信息向高维价值资产的转化。通过对海量多源数据的处理与分析，消费者画像得以从模糊的群体标签演进为动态、具象的数字孪生。云计算提供的弹性算力，确保了复杂过程能够支持亿级用户的并发需求，成为智能消费打破商业边界、实现跨界生态协同的基础前提。人工智能是驱动整个系统实现范式跃迁的核心灵魂。基于深度神经网络与强化学习的算法，赋予消费系统一种自适应的“进化”能力。从生产力本质看，这一过程标志着“一般智力”向能动生产力的历史性跃迁，将原本凝固于数据中的“死劳动”，激活成为可自我迭代的“活智能”，从而驱动生产函数发生由外生向内生的逻辑变革。[10]系统在与环境的持续交互中，通过数据反馈不断优化其预测模型与决策逻辑，实现算法性能的自主迭代。这种数据喂养算法、算法重塑体验的闭环，使智能消费具备了前瞻性洞察力，不仅能响应既有需求，更能预测乃至塑造潜在消费意图。至此，消费活动从静态的资源交换，升维为具备自我进化能力的智能化服务生态。这不仅是一场工具革命，更直接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中人类认知的物理与生理极限，从而为微观经济决策与宏观生产组织方式的重构提供了现实可能。
（二）决策与生产逻辑：从有限理性能动到C2M 精准驱动
建立在强大的感知与算力底座之上，智能消费在经济与管理维度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对人类决策边界的重构以及工业生产范式的代际跃迁。从经济范式的演进逻辑来看，智能消费的出现标志着社会运行从业务流程线上化的数字阶段，向个性化定制与主动式响应的智能化阶段质变。这种质变并不仅仅是数字技术的简单延续，而是生产力跃迁所带来的系统性重构。[11]智能消费在微观层面响应了消费者认知的局限性，在宏观层面则对传统价值链的运行逻辑进行了重组。在决策科学的视角，智能消费是对传统完全理性假设的现实修正。数字环境所带来的信息爆炸也使得人类的有限理性日益凸显，人类的认知资源限制使其愈发难以在海量的商品中寻求到消费的最优解。[12]而智能消费的出现，则标志着消费逻辑发生了范式升维，从“人找货”的主动搜索，转向“货找人”的智能匹配。[13]在此过程中，根植于大数据与深度学习的算法体系，本质上会扮演起消费者的外部认知假体的角色，通过对个体历史偏好、实时情境以及潜在意图的多维建模，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需求预判。这不仅仅是技术便利，更是行为经济学中“助推”理论的智能化实践，即算法通过优化决策架构，在尊重选择权的同时可以做到显著降低因信息过载而引发的认知摩擦与决策疲劳。在这种数字补强之下，消费者的有限理性借助算法得以优化，从而更高效地逼近满意解，实现微观层面消费效用的帕累托改进。消费端决策精度的提升必然驱动供给侧发生结构性范式革命，在管理实践中则集中体现为C2M 模式的全面确立。从产业演进看，智能经济正依托“数据+算力+算法”的要素组合新范式，驱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深度转化，促使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在数智化空间中实现更高水平的统一。[14]传统的大规模生产逻辑依赖标准化产品与库存缓冲来对冲市场不确定性，其在面对瞬息万变的个性化需求时显得僵化与迟钝。智能消费驱动下的C2M 模式，则彻底倒置了价值链的驱动方向。在这种架构之下，消费数据不再是滞后反馈，而是被确立为核心生产要素，直接嵌入研发、排产与物流的全过程。由此，数据驱动的柔性生产体系便打破了规模化与个性化之间的传统悖论。这种模式能够倒逼企业构建敏捷的供应链，精准适配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消费者也由此转型为价值共创主体，使生产过程成为消费体验的延伸。由此可见，通过决策端与生产端的双重重构，智能消费建立起一个高频互动的动力闭环。算法对消费者有限理性的智能化补强创造出精准的需求引力，而C2M 模式下的柔性制造则提供敏捷的供给支撑。这种供需逻辑之间的深度耦合，显著消解传统经济中的信息黑箱以及效率损耗，从而使智能消费演进成为一种以数据为内核、以人本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形态。伴随着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匹配方式的重塑，这种微观与中观层面的供需高效协同，必然不会局限于单纯的商业盈利范畴，而是向着更宏观的社会制度层面溢出，进而一步步重塑人工智能时代的整体价值取向。
（三）制度属性与价值三重奏：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同
技术底座的夯实与供需机制的优化最终会赋予智能消费独特的制度属性，以及多维度的价值意涵。超越单纯的经济学效率工具属性，在社会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之下，呈现出系统的赋能价值，从而构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复合型价值底座。站在经济赋能的视角，智能消费逐渐成为驱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全新增长极。当前我国正处于“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阶段，“人工智能+”正逐渐通过洞察需求、精准供给以及优化消费体验等方式撬动消费扩容增量，推动居民消费实现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深层次转型，成为激发内需潜力以及提振经济内生动能的关键支撑。[15]发展智能消费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通过技术广域渗透来实现对传统消费领域的深度激活与价值重塑。以智能电动汽车这种“移动终端”为例，智能汽车早已超越了传统机械代步工具范畴，通过集成高算力芯片、激光雷达以及支持持续迭代的智能操作系统，将汽车消费从一次性的硬件买卖，转化成为长周期的服务订阅，从而直接拉动从半导体研发向云端服务的整条高端产业链。如此以来，原本沉闷的出行场景，会经过重塑从而成为集办公、影音、康养等于一体的移动第三空间，在创造出百亿级车载数字消费增量的同时更在宏观上产生显著的乘数效应。通过将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此类场景之中，可以显著提升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通过打破供需的时空边界，智能消费可以在极大程度上拓宽消费的物理与心理阈值，从而激活庞大的长尾市场需求，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带动整体产业链转型升级。以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为背景，智能消费正以其强大韧性与创新动能，逐渐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激发内需潜力的关键引擎，从而为经济体系注入内生增长动力。基于社会增益维度，智能消费的发展体现出技术应用的普惠逻辑，致力于实现从技术溢出向数字平权的跨越。通过服务的云端化以及流程的智能化等，其可以显著降低公众对高质量公共服务的获取门槛。例如：通过远程医疗来缓解资源地理垄断，通过智慧教育来平衡城乡知识落差，以智能政务来提升运行效率与透明度。在本质上，这是以技术手段来对社会福利进行的更优化的分配，将稀缺的服务转化为可触及且普惠的公共产品。其在社会价值上不仅可以有效提升个体生活品质，更可以缓解资源配置不均的张力，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构公平共享的社会契约，以确保技术进步的红利锚定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生态治理领域，智能消费对环境具有明显的助力，成为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技术路径。智能算法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极致追求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天然契合。在宏观上，基于大数据的精准供需匹配可以大幅减少生产冗余以及流通损耗。而在微观场景中，环境智能技术促使能源消耗从经验调节转向按需响应。智能家居的电力优化、智能交通的路径规划均在无感交互中引导消费向低碳模式转型。算法所驱动的绿色消费可以将“绿色基因”嵌入消费的全流程，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负荷之间逐步解耦。从整体上来看，智能消费的三重价值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经济赋能奠定物质基础，社会增益明确价值导向，环境友好明晰生态边界。通过有效的制度引导，三重价值之间协同共生，共同支撑智能消费从一种商业现象升维成为一种负责任、可持续的新型消费文明形态，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社会整体进步刻画出清晰的实践蓝图。正如图1 所示，智能消费的演进与建构呈现出由技术向价值、由底层向顶层层层递进的系统性框架。在底层治理端，以敏捷监管、包容设计与穿透式审查构筑起坚实的制度托底保障，化解技术演进中的结构性风险；在理论溯源层，计算机科学构筑的数据算力底层与行为经济学、管理学的中层机制深度交融，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了供需链路的重组；在此理论底座的全面重塑下，智能消费在实践层面衍生出“人、货、场、境”的四维建构逻辑，推动主体、客体、空间与情境的全面升维；最终，在顶层导向中，这套系统实现了从单一追求效率的“工具理性”向涵盖经济赋能、社会增益与环境友好的“价值理性”的范式跃迁。
三、智能消费的场景建构：从“人货场”到“人货场境”的理论演进
经典的零售学与营销学理论中，“人、货、场”构成了商业交易的基本物理与经济要素，其核心逻辑在于解决特定空间内商品的流转以及供需匹配等问题。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智能消费已然突破了静态的资源分配模式，向动态的价值共创与意图感知演进。在此背景下，传统意义上侧重于物理空间连接的“三维”框架难以对智能消费的复杂生态进行全面阐释。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引入环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与情境营销（Contextual Marketing）理论，创新性地将“境（Context/Scenario）”作为第四维要素纳入分析框架之中，构建起“人、货、场、境”的四维建构模型。在新的逻辑中，“人”从统计学意义上的目标客体演变成为与技术深度互动的“数字孪生体”，“货”从标准化的物理媒介发展成为软硬一体的智能解决方案，“场”则突破了单一的地理局限，演化成为全域无缝的智慧商圈生态。此外新增的“境”的维度则代表着时间、空间、情绪以及算法的动态交汇。“境”的加入使消费环境从被动的背景，升维成为可以主动感知并预判的智慧情境。这也标志着消费活动从单纯的交易行为，跃升为深度嵌入技术、社会以及个体生活与命运的复杂生态。
（一）“人”的维度：消费主体的特征分化与数字反哺
传统营销学中，常常将消费者抽象为具有特定人口学标签的静态群体，而在智能消费的演进中，首先发轫的便是对消费主体本体论的重构。在此过程中，消费主体正从传统统计学意义上的标签化客体，转型成为从核心客群结构看，智能消费呈现出显著的特征分化，并由此形成驱动市场扩张的双重动力。第一类是高数字素养、低财富人群。这类群体以青年学生、新兴行业从业者为代表，作为“数字原住民”，他们拥有极强的技术适应力与社交传播力。尽管其暂时不具有很强的购买能力，但他们无疑会成为智能消费模式的最早期的采用者以及重要的规则影响者，通过高频交互与社群分享，为算法迭代提供关键数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技术扩散与市场教育作用。第二类则是低数字素养、高财富人群。这类群体主要包括传统行业的高收入人群，以及部分富裕的老年群体。尽管在数字技能上普遍不如年轻群体，但其往往具备强大的支付能力以及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所以他们也会成为智能消费向高端化、服务化跃迁的重要利润来源。为了契合这类群体的需求，会倒逼智能系统向极简化、人性化以及无感化演进，从而加快技术理性与日常体验之间的深度耦合。基于群体分化的背景，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实现了对个体“意图感知”的深层次重构。通过整合多维度数据流，智能消费为消费者构建起高精度的动态数字孪生体系，这使得其不仅局限于静态的偏好记录，而是形成一种能够实时模拟心理状态、捕捉潜在意图的连续索引，从而使得系统可以跨越显性需求，在用户潜意识层面实现精准预判与响应，进一步实现从满足需求向创造感知的体验跃迁。更具社会意义的是，上述分化在实践互动中催生了显著的“数字反哺”机制。在智能消费的扩散过程中，高数字素养的年轻群体不仅自身作为消费者，更扮演了连接数字鸿沟的文化中介。通过代际间的技能传授与习惯引导，他们将智能生活的逻辑与便利传递给低数字素养但具备消费实力的群体。这种“文化逆向社会化”不仅加速了智能消费的全社会渗透，也在客观上重建了数字时代的家庭纽带与社会连接。
在此背景下，在智能消费的语境下，“人”是具备主观能动性的文化传播者的同时，也是被算法所精准识别的数据节点。在智能技术的协调之下，高数字素养人群的技术探索以及高支付能力人群的市场支撑，共同打造出一幅代际协同、虚实交汇的消费主体图景，这也为智能消费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深层次的人本动力。
（二）“货”的维度：从标准化产品到软硬一体的智能方案
不同于传统工业时代强调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商品逻辑，智能消费的语境之下，“货”的本质属性正在历经从“标准化实物”向“软硬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本体论转型。这在重塑商品形态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价值创造逻辑，商品由此从单向流动的产成品，演变成为集感知、交互以及持续服务于一体的动态价值载体。首先，智能技术向传统品类的渗透，推动物理产品从“功能工具”向“智能代理”进化。在此进程中，商品正实现从“产品导向”向“价值共创”的根本性转变，其演进范式逐步迈向环境智能与认知增强，推动人机关系从单纯的工具性替代向深度的情感伴生转型。[16]以智能家居、智能健康、辅助驾驶为代表的典型业态，集中体现了这一范式跃迁。在智能家居场景中，冰箱不再仅是冷藏设备，而成为家庭饮食健康的管理中枢[17]；在健康监测领域，可穿戴设备通过传感与算法协同，将传统“病后治疗”转化为“全时预防”的服务体系。该转变的核心在于硬件的“软件化”与“服务化”。该逻辑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体现得尤为典型。传统燃油车作为“标准化实物”，交付即固化；而智能汽车通过OTA 技术（空中下载技术），演变为可持续进化的大型移动智能终端。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硬件载体，更是包含高阶智驾、智能座舱在内的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这种通过软件定义硬件、以订阅模式（如按月订阅自动驾驶包）持续释放价值的新形态，深刻印证了智能消费语境下，“货”的本质已从一次性买断向持续服务与数字体验的跨越。其次，智能消费的发展进一步催生出以数字权益为核心的新型价值形态，推动商品属性的“去物质化”。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消费对象也逐渐跨越物理边界，向虚拟化、权益化的方向延伸。如：各类APP 的虚拟会员、数字订阅，以及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线上资产等，渐渐从商品的附属，转化成为独立的价值标的。这也标志着消费价值由“所有权占有”向“访问权使用”的结构性转移。在此背景之下，消费者所购买的便不仅限于实物，更是身份认同、算法优先权或沉浸式体验的准入资格等。消费本身的“去物质化”倾向不仅可以大幅降低流通成本，更将商品的延展性拓宽至无限。原材料的稀缺性不再是决定数字资产价值的唯一变量，其更多会取决于符号意义以及社群共识等。基于此，智能时代的“货”的内涵，已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横向上，“货”深度体现为跨品类的软硬融合，通过场景化集成，为消费打造出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在纵向上，其主要呈现出物理属性的弱化以及数字属性的强化，推动商品实现从“静态成品”向“动态生态”的跨越。这种从实体向系统，从占有到接入的演进，不仅推动了企业商业模式的重构，也为消费者勾勒出一个可按需定制、持续增值、虚实交融的崭新消费图景。
（三）“场”的维度：从物理渠道到智慧商圈的生态整合
在传统的零售学中，“场”往往侧重于交易渠道的铺设，高度依赖于特定的物理空间或单一的线上货架。而伴随着智能消费的深层次演进，终将推动“场”的边界在虚实融合与平台生态整合中一步步消解重塑。范式的重构不仅仅是对过去效率至上逻辑的修正，更要在深度构建数字文明的过程中寻找技术创新与人类福祉、商业利益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动态平衡。范式转型的首要任务是破解技术治理中的“科林格里奇困境”。①在早期阶段，技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当其嵌入社会结构之中，改变的成本则会变得异常高昂。[18]要寻求在鼓励创新与防控风险之间的精准平衡，就必须构建一个涵盖“政府-行业-平台-社会”的四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体系。政府通过动态的法律框架划定伦理底线，从单一的监管者转向敏捷治理的引导者；行业组织可确立自律准则，推动建立算法审计与透明度标准；作为技术落地的微观主体，平台需要将“责任设计”嵌入算法逻辑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偏见与剥削；对社会公众而言，可通过评价反馈与集体监督，形成对技术权力的有效约束。在这种多主体协同的治理网络之下，智能消费在演进过程中会保持一种“受控的灵活性”，从而确保技术在追求最优解的同时不会偏离公共利益的轨道。
从更深层的意涵来看，该模式实现了从“工具理性”向“价值向善”的本体论复归。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中，人工智能技术被窄化为单纯的效率工具，且往往将算法的目标函数限制于点击率、留存率等商业指标之内，但“人本中心”的范式所提出的要求是要将技术定位为增进社会福祉的内生手段。这意味着智能消费的成败不再仅仅由成交总额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其在促进数字平权、提升生活质量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面的贡献。技术普惠应当成为创新的初始动力而非商业溢出后的红利残余。如：算法更应当被用于识别个体的非理性冲动并予以适时“助推”，而非仅应用于诱导消费。数字化的场景不应仅仅为高净值人群提供服务，更要通过低成本的复制与推广，将高质量的医疗、教育等资源输送到社会中每一个神经末梢。这种“负责任的创新”，也是确保技术逻辑与人类情感、社会道德实现深度兼容的必要条件。最后，走向“人本中心”模式意味着要构建一种具备高度包容性的数字正义。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情感计算技术通过表情符号、情绪识别等手段，逐步将人类情感转化为可量化、可操控的数据资源。[19]基于此，真正的智能消费不应以牺牲弱势群体的数字化生存权为代价，而应通过技术手段消解物理与能力的边界。在这种范式下，技术被赋予了温情与尊严，它致力于让“数字难民”重归主流视野，让“数字鸿沟”转化为“数字红利”。当算法开始关怀孤寂的晚年、当智能设备开始辅助残障者的感官、当智慧系统开始守护乡村的未来时，智能消费才完成了最高维度的进化。综上，范式的重构不仅是制度的修补，更是文明的升华。通过多主体协同治理突破创新困境，以“价值向善”指引技术方向，智能消费将从一场效率的竞逐演变为一场温情的长跑。在负责任且包容性的运行模式下，技术终将隐退于人本逻辑之后，成为支撑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实基石，从而在数字时代谱写出经济效益与社会福祉共生共荣的新篇章。
（四）“境”的维度：从被动环境到主动感知的智慧情境
若将“人、货、场”的重构视为解决资源最优配置问题的前提，“境”的建构则是消费逻辑从“空间设计”向“情境工程”深层次跃迁的深度体现。相较于侧重渠道整合的“场”，“境”则聚焦于消费发生时的氛围感知、心理状态以及即时反馈，从而使环境不再是被动的发生背景，而是演变成为一个具备自主感知、理解并可以主动响应的智慧主体。首先，主动代办与无感交互构成智慧情境的核心运行逻辑。环境智能技术的发展正促使消费情境历经从“人机对话”向“环境感知”的范式转向。通过对个体行为习惯、生理指标以及环境参数的持续监测，智能系统的发展能够实现对潜在需求的预判与自动执行。全屋智能生态为这种从“被动环境”向“主动情境”的跃迁提供了精准的范例。当前，新一代智能家居系统运用毫米波雷达以及AI 传感技术等，为居住空间赋予“主动思考”的能力。如：在智慧睡眠情境中，无需用户发出指令，系统可以通过实时捕捉呼吸频率与体动数据，自主调节灯光、窗帘以及空调风向等，甚至在老人起夜时，可以做到自动感知后亮起柔和夜灯。这种案例也证明“境”已然化身为深度理解用户生活流、提供无感式主动服务的智慧代理。这种“场景嵌入式”的无感服务，不仅为消费者带来极致的便利，更通过消解操作摩擦，自然地诱发基于情境所触发的即时消费体验，进一步实现从有意决策向情境自觉的跨越，从而大大提升消费的流畅性与满意程度。其次，移动空间的智能化正在重构消费的时间价值与情境边界。如：伴随着自动驾驶以及车联网技术的发展，交通工具也从单纯的位移载体向融合出行、办公、娱乐以及商业功能的“移动第三空间”转型。在这种动态情境之中，驾驶负担的减轻可以将在途时间转化为高价值的消费窗口。依据实时位置、乘客状态以及场景需要，智能座舱可以动态构建起差异化的体验模式，无论是将其转换为沉浸式影音空间还是移动办公舱，本质上都是为了在流动中创造一个高度适配、可精准调控的消费微环境。这种转型也会打破商业对固定地理坐标的依赖，推动消费逻辑实现对位移过程的深度嵌入，从而极大程度上拓展商业运营的时空维度。可以看到，智能消费语境下的“境”，呈现出从物理场所向心理情境转型的鲜明特征。智能消费可以通过主动服务来消解交互边界，通过移动空间来重塑体验密度。消费在这种由“感知-响应”闭环所构成的智慧情境中早已不再是孤立的行为任务，而是成为一种随境而生、适时而动的无缝体验。这种从被动环境向主动情境的进化，不仅可以重构人与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且为未来消费领域进一步开辟出深层且灵动的情景化空间。
四、智能消费的发展瓶颈与未来进路
在智能消费从“高速扩张”向“高质量深耕”的转型阶段中仍会面临多重结构性瓶颈。这些挑战不仅与技术本身的局限性相关，更与市场适配性、社会接纳程度以及治理机制等深层次问题互相交织，对智能消费价值的深度释放产生制约。
（一）供给端：技术演进与真实场景的适配错位
当前，智能消费正处于从“感知智能”向具备逻辑推理能力的“认知智能”乃至“具身智能”跃迁的关键时期。然而，许多前沿技术在高度受控的实验室环境中表现优异，一旦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现实生活，便暴露出显著的“鲁棒性鸿沟”。在面对长尾分布的边缘场景或复杂模糊的指令时，算法往往会出现感知精度骤降或交互失真。这种技术局限导致家政机器人、智能康养设备等高端产品，往往只能执行刻板的预设程序，难以提供真正意义上的“类人化”与“柔性化”服务。在此背景下，供给侧出现了严重的“技术冗余”与“真实痛点”错位现象。部分企业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研发误区，在产品设计中盲目追求算力与传感器等硬件参数的堆叠，却忽视消费者在核心场景下的真实诉求。这种脱离人本导向的“伪智能”设计，使得产品功能流于表面，实际体验趋于繁琐与“鸡肋”。这种技术路径与用户需求的结构性脱节，不仅造成研发资源的巨大浪费，更因实际体验不及预期而引发消费者的“技术幻灭感”，严重透支了大众市场对智能消费生态的初始信任。
（二）需求端：群体素养分化与“数字鸿沟”隐忧
智能消费是一种具有较高技能门槛的“素养消费”，其在普及过程中，也会无形中加剧群体间的“数字鸿沟”。与传统消费所不同的是，智能消费的发展深层次依赖于设备接入以及交互素养。当前，众多传统化生活场景被强制进入数字化重构之中，过度依赖于扫码、生物识别以及复杂应用程序等，甚至变相取消实体服务通道，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技术适者生存”的单一逻辑。对于低数字技能人群、残障者以及中老年群体而言，这会构成事实上的接入障碍与操作壁垒。与此同时，消费习惯与信任机制的代际差异日益凸显。年轻世代作为“数字原住民”，对算法推荐与虚拟交互具有天然的适应性；而年长群体则高度依赖面对面的实体交互与传统人际信任，面对复杂的智能操作极易产生“技术焦虑”。这种技术红利的非均衡分布，不仅限制了智能消费向全龄化、下沉市场的纵深拓展，更在伦理层面引发了深刻隐忧。当智能技术将部分弱势群体排斥在基本生活服务之外时，便从“消费赋能”异化为结构性的“数字排斥”，直接挑战了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底线。
（三）治理端：算法黑箱与消费者权益保障滞后
在算法主导的消费环境中，“黑箱”操作与透明度缺失已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凭借数据与算力垄断，平台不仅掌握了规则制定权，更通过精准画像实施隐蔽的“大数据杀熟”与诱导性推荐。这种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技术强势，使消费者从自主选择的主体，异化为被算法预测甚至操纵的数据客体，折射出平台与个体间权力的严重失衡。此外，过度隐私采集与“信息茧房”的构建，进一步侵犯了消费者的数字人权。面对跨界融合、强平台化的智能新业态，传统基于“事后追责”的单向治理模式已显滞后。监管工具难以穿透复杂的底层代码，长期处于被动的“技术追赶”状态。当消费者遭遇算法歧视或数据滥用时，因核心算法多被视为商业机密，加之个人认知受限，往往面临侵害界定模糊、举证责任倒挂、维权成本高昂等多重困境。低效的救济机制使既有权益保障体系大打折扣。总体而言，敏捷治理工具与制度供给的滞后，显著削弱了消费生态的可信度，成为制约智能消费高质量跃升的核心因素。
五、智能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治理进路与政策建议
面对上述结构性瓶颈，智能消费的未来发展必须从效率导向向“包容、安全、可持续”的人本导向转型。亟须在技术创新、社会兜底与算法治理等维度，构建精准、可操作的长效协同治理体系。
（一）优化供给适配：探索“敏捷监管”与长效创新协同机制
针对前沿技术与真实应用场景的“适配错位”，亟须在供给侧构建包容审慎的“敏捷监管”与创新协同机制。具体而言，相关部门应面向新兴业态广泛引入“监管沙盒”机制。面对具身智能、高阶自动驾驶等尚未形成成熟标准的前沿消费场景，在严守安全红线的前提下，为其提供真实环境中的“试错空间”与阶段性监管豁免。这能有效降低创新企业的合规成本，加速前沿技术向高适配性、普惠化产品转化，弥合实验室与商业化间的鸿沟。另外，需着力破解资源壁垒，构建政企数据共享与中小企业技术赋能平台。当前智能技术的高门槛极易导致寡头垄断与产品同质化。因此，应由政府牵头建立安全合规的公共数据开放池，并探索发放定向“算力券”等补贴政策，切实降低中小企业获取底层数据与通用大模型API 的研发成本。通过打破巨头的技术垄断，激发长尾市场的创新活力，进而为不同圈层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痛点契合度高的智能消费解决方案。
（二）跨越“数字鸿沟”：强制推行包容性设计与兜底保障工程
面对智能消费加剧的群体分化，必须从“技术适配”与“社会支持”双向发力，防止智能应用演变为系统性的“数字排斥”。一方面，应将“适老化与无障碍设计”全面纳入智能硬件与APP 的国家强制性标准体系，践行“数字包容”理念。不仅要求简化UI 交互逻辑，更要在智慧医疗、智能出行、无人零售等关乎基本民生的核心消费场景中，以立法形式强制保留“人工替代服务通道”或设立显著的“一键直达人工”功能。通过构建这一物理与制度双重维度的兜底机制，切实捍卫低数字技能群体的基本生存与消费选择权。另一方面，亟须实施普惠性的“全龄友好型数字素养提升工程”。政府联合街道与平台企业，依托基层网格开展常态化的“数字扫盲”专项培训，并鼓励青年群体开展家庭技术反哺。同时，探索发放定向的“数字技能培训消费券”或“适老智能终端专项补贴”，通过经济杠杆有效降低弱势群体的设备接入成本与学习门槛。只有将硬性接入与软性帮扶相结合，才能真正将数字鸿沟切实转化为普惠共享的数字红利，从而推动智能消费彻底摆脱针对少数群体的“概念溢价”，实现向全社会的“价值普惠”转型。[20]
（三）破解“算法黑箱”：构建穿透式审查与消费者赋权体系
针对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及诱导性沉迷等治理滞后问题，亟须打破技术壁垒，建立从“被动响应”转向“穿透式审计”的常态化算法治理机制。其一，全面实施算法分级分类监管与第三方审计制度。对于涉及金融信贷、大额消费、医疗健康等高风险领域的智能推荐算法，应强制引入独立的第三方算法审计机构。通过定期的压力测试与代码级抽查，审查其底层参数权重是否存在数据滥用或隐性价格歧视，并要求企业在事前提交“算法影响评估报告”进行备案审查。其二，在法律层面实质性赋予并保障消费者的“算法解释权”与“退出权”。强制要求平台以通俗易懂的可视化方式（如建立类似食品成分表的“算法营养标签”），向消费者清晰披露数据收集范围与推荐逻辑。同时，必须在应用软件的显著位置提供“一键关闭个性化推荐”及“彻底清除用户画像”的便捷选项，且严禁平台因用户拒绝个性化推荐而降低基础服务质量。通过制度规制与技术赋权双重发力，切实矫正平台与用户间的权力不对等，重塑市场的信任基石。
六、结语
智能消费的勃兴，标志着人类社会正从“数字生存”迈向“智慧共生”的新文明阶段。它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形态的技术性迭代，更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范式变革——通过数据、算法与感知技术的深度融合，重构了需求与供给、个体与社会、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连接方式。在“人、货、场、境”的系统性重塑中，消费已从被动的终端行为，演进为驱动生产、赋能生活、塑造情境的活跃生态内核。展望未来，智能消费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范式升维。这意味着，技术不应止步于效率的提升与交易的便利，而应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包容性进步与文明的可持续演进。真正的智能，不在于机器能否替代人类选择，而在于其能否增强人的判断、丰富人的体验、拓展人的可能；不在于消费规模的无限扩张，而在于通过精准匹配减少资源错配，通过情境感知提升生活品质，通过数字包容促进社会公平。因此，智能消费的最终图景，将是一个技术隐于无形、服务融于日常、价值归于人本的智慧社会。它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共建——以治理创新驾驭技术风险，以伦理锚定引导算法向善，以人文关怀滋养数字生态。唯有如此，智能消费才能超越经济的单一维度，成为推动数字文明走向更加普惠、负责任和充满创造力的新时代的重要力量。
①由英国技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提出，指一项技术在其发展早期阶段，其社会后果难以被充分预见和有效控制；而当技术成熟并深度嵌入社会结构后，改变它将变得极为困难且成本高昂的治理困境。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数实深度融合’的数字产业集群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目：24&ZD074）。
参考文献略
《企业经济》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