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群星璀璨的思想界，汉娜·阿伦特是最为独特的一位。身为女性，她有着不输于同时代男性思想家的睿智，更有着非同一般的敏锐与深邃。其思考所及之处，无不投射出对所生所在这个世界发自肺腑的关怀；而她思想中的冷静与超脱，又让被牵涉其中的同时代人禁不住感到脊背发凉。流淌在她血液中、渗透到她骨子里对世界的热爱，同她绵延一生的对导师的痴情一样，都不容易为世人所理解。
阿伦特进入笔者的视野，源于个人对20世纪上半期欧洲大陆流亡学者的关注。他们之所以遭到迫害而弃国离家，只因为有着共同的身份，即犹太人或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史学家、艺术家……很多人在移入英、美等国后，顺利融入所在国的文化，因为取得了专业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成功，而对过去的历史不再追究。
阿伦特也是流亡学者中的一位，然而，她却无法忘怀自己的历史，这与她的犹太裔身份有关。历史上犹太民族长期颠沛流离，总是试图通过同化于所在国而苟安，最终还是不能逃脱被集体屠杀的噩运。在对犹太人处境的反思上，阿伦特批评犹太人放弃了本应属于自己的责任与判断。这种批判与她在面对纳粹刽子手艾希曼时的感受颇相契合，她看到了人性中“平庸”的一面——“不思”和随波逐流。
阿伦特关注人本身，关注我们所处的世界如何运转，人又应当怎样存活于世界上而不放弃作为个人的责任。其成名作探讨了一种极端社会秩序（即极权主义）的起源问题。阿伦特的惊人发现是，不只是纳粹极权主义、全世界各种名目的极权主义的基本元素，竟然都为现代性所事先预备好了。这一发现可谓石破天惊，现代性的后果导致人们迷失于狭隘的私人领域，淡漠公共空间，疏于发表见解、交换意见和彰显自我，不拿出真正的行动以维护自由。阿伦特发自内心怀有对过去的一份留恋、对传统逝去的一份惋惜，她憧憬着古典的光辉能够照耀当下和未来人类的心灵，她期待人类在从事摆脱必然性的劳动与制作活动之外，应该行动起来，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重新认识自己，认识到人作为人应有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思考人类事务和社会秩序的构成问题。
在笔者看来，阿伦特没有丝毫的职业野心，从来不曾想要在男性主导的思想界出人头地，她只是那种为思考而生的人，恰恰是这一点成就了她的不拘一格和超凡脱俗，所有的思想传统都为我所用，但又绝不囿于任何一种传统，她总是能够在最不值得争议的地方展现出非凡的创造性。比如，她对革命的看法、对权力和暴力的区分，显示了一位女性思想家思维模式中轻灵飘逸的一面，但其对于现实的理解之独到与敏锐，又展现了思想家的成熟和对理论的驾轻就熟。革命并不是推翻现政权，革命的本质体现为创新，是以共同的行动创造出某种新的东西，它带给行动者关于自由的纯粹体验。阿伦特心目中革命的样板当属美国革命，它克制对暴力手段的运用，也没有被经济和社会问题牵着鼻子走，最终在商谈的基础上缔造了共和政体。阿伦特说，权力的本质不是统治-服从关系，而是人们在公共领域联合行动的能力。
在这一背景下，阿伦特对亲历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她认为运动的根子还是现代性的危机使然。现代社会的个体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导致政治被代议机构和官僚集团把控，他们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操纵现实。1971年曝出的美国对越决策史生动地展示了上层只是为了维护其反共意识形态和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所谓目标，是如何愚弄公众的。美国越战从一开始除了维护谎言和大国面子就没有别的目标，却以数十万公民的流血与生命为代价。政治中的谎言一旦被揭穿，就会激起对权力的质疑。学生运动点燃的抗议活动在阿伦特看来是美国历史上公民不服从传统的延续，她热烈地关切其进展，积极肯定其中革命性和创新性的因素，对于学生组织的议事会不吝赞美之辞。她似乎从中看到了美国缔造过程中那种共和精神的灵光闪现，坚决反对运动中的暴力主义，期待更具合法性的权力关系之建立。其原因正如她所说，权力出现危机，暴力就会登场。
阿伦特的作品历来饱受争议，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作为“人”她所站立的高度，她直面自身与人类本性的勇气，她对于现代性危机的深刻解读，她从书斋中走出来的义无反顾，不正是今天的很多知识分子所应奉为楷模的吗？知识分子的“无思”和顺从，已成为我们社会中蔓延最广的病毒，已酿就我们时代最为深重的危机，在我们阅读阿伦特著作的时候，是否也应当从检讨自己开始，学会独立思考、直面现实和勇于担当，就像阿伦特所做的那样。
原文首发于《财经》2013年第28期（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