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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启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
内容提要
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的重要形式，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乡城流动人口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影响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机理。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有助于促进农民工职业的向上流动，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调节作用分析说明，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会因城市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有助于动员关系资源及推动城市融入，进而改善了农民工的职业地位并促进了其职业向上流动。基于此，建议着力提升农民工社会关系资源质量，强化社会网络的工具性功能；依城市市场化程度实施差异化政策，有序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健全城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降低农民工对传统社会网络的过度依赖。
关键词：社会网络 职业流动 农民工 关系动员
本文为精华导读版
详见《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第44—55页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的重要形式，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十五五”规划纲要也进一步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定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指导思想。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工群体及其职业流动问题。一方面，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在于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向上发展，而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潜在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农民工总量首次超过3亿人，规模约占城镇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二。另一方面，完整的劳动力流动包含横向拓展与纵向提升双重维度，即在横向流动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个体应具有更充分的职业向上发展机会。当前，农民工在跨城乡、跨产业、跨行业等方面的横向流动已显著增强，但职业纵向提升动力仍显不足。对本文所使用的中国乡城流动人口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仅有不到四成的农民工实现了职业向上流动。因此，探析推动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因素，对于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政策价值。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农业剩余劳动力纷纷进城务工经商，并在空间上实现了更大范围的流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外出农民工约1.8亿人，占农民工规模的六成。近年来，农民工虽开始向高质量职业流动、与城镇职工的职业分布也越来越接近，但其收入水平仍与城镇居民存在一定差距，而造成以上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民工的职业纵向流动未伴随横向流动同步进行。此外，在农民工横向流动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典型特征，即高度依赖社会网络实现就业、融入城市生活和获得情感支持。对本文所采用的中国乡城流动人口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六成左右的农民工通过家庭、亲戚和朋友等社会网络就职；初次进城前，超过八成的农民工借助于亲戚或同乡等社会网络获取务工经商的信息。进一步采用国家卫健委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结论相同。然而，农民工横向流动过程中的此典型特征会如何影响到自身的纵向流动呢，即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农民工实现职业向上流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在劳动力市场化转型背景下，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将农民工的横向流动进一步延伸为纵向上升的职业流动，从而更好地把握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及新型城镇化的着力点。
职业流动（Occupational Mobility）指个体职业的转变过程，是个体摆脱贫困、改善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途径。对于驱动个体职业流动的机制，现有研究主要从人力资本、制度性因素等视角进行研究。其中，人力资本视角重点关注教育水平、技能培训和工作经验的作用。具体而言，个体受教育水平较高能更灵活地适配不同职业的需求，参与过职业培训则有助于打破原有职业的技能壁垒，工作经验的积累能够提升个体的职业竞争力，因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个体更易实现向上职业流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政策等制度性因素则是另一被重点关注的因素。具体为，户籍制度曾长期导致城乡的职业流动壁垒，使得非城镇户籍群体在职业选择上存在明显劣势，尽管近年来户籍限制已在逐步放宽，但这种影响仍未完全消除。同时，与户籍制度存在一定程度挂钩的城乡社保政策，通过提升家庭风险应对能力及优化个体劳动决策选择，也会影响到个体代际职业流动性。更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人力资本与制度性因素并非完全孤立发挥作用，二者也存在明显的交互效应。这是因为，完善的制度环境可使个体更易实现技能匹配，而人力资本的提升也能减少制度性障碍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约束。此外，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旨在消除不平等的住房、教育等公共政策，以及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会进一步提升个体职业向上流动。比如，教育扩张虽有助于优势家庭实现阶级再生产，造成社会流动性下降，但也有助于弱势家庭中个体通过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较好的表现，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效益为导向的劳动力市场化会降低非市场因素干预空间，从而增强个体职业向上的流动性。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深度普及，有效降低了个体信息搜寻成本、提升了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进而显著推动农村劳动力实现职业向上流动。
在中国目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不完善背景下，由于就业信息不对称、岗位匹配机制不健全、制度性保障尚存不足，社会网络在农民工个体职业获得和流动过程中仍起着关键作用。具体而言，一方面，社会网络促进了信息的流动。比如，在市场机制不健全情况下，社会网络可以为农民工个体提供不易获得的工作信息，从而降低搜寻成本，提高匹配效率。另一方面，社会网络通过情感联结与信任背书，可以提高农民工个体的雇佣概率。比如，社会网络的推荐有助于减少匹配质量的不确定性，从而使被推荐的农民工比未被推荐的农民工有更高的保留工资。同时，社会网络是获取超越个体外资源的社会信用证明。个体的教育水平与专业技能虽是其职业向上流动的重要基础，但社会网络有助于个体突破自身资源禀赋的限制及拓展职业发展边界，从而为其职业发展提供关键的资源支持。此外，社会网络能够增强个体身份认同感，这种身份认同感所带来的群体归属感，增强了个体对圈层内共享资源（如技能培训、项目合作等）的获取能力。因而，为了实现工具性行动目的，如找工作或换一份更好工作，获取和扩展社会网络中的信息桥对于求职者则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梳理相关研究可以发现，现有文献虽探讨了社会网络对个体职业流动的影响，却较少将研究焦点聚焦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如前文所述，以亲缘、地缘等为纽带的社会网络，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获取就业信息等的关键渠道。因此，进一步探讨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二，在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多围绕社会网络影响农民工就业的机理展开了深入分析，而较少聚焦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针对以上研究不足，本文拟聚焦农民工群体，尝试研究社会网络对其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机理。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关于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宏观制度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前者主要为户籍制度及以其为基础衍生出的一系列配套制度，后者重点关注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居住选择等因素。比如，基于户籍制度所形成职业分割，将农民工束缚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虽能依自身意愿转换工作，但无法凭个人能力有效突破制度壁垒而实现职业向上流动，同时频繁的工作转换还会阻碍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进一步降低其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基于空间错配视角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同乡聚居会使得其因居住空间隔离而产生社会空间隔离，进而不利于其职业向上流动。此外，基于非认知能力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乡间的横向流动通过提升“亲和性”和“尽责性”，能够促进自身职业阶层的向上流动。
社会资源理论认为个体是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关系的嵌入性会影响到个体的求职、地位获得等经济行动。社会资源依据测量可划分为可摄取的网络资源和在工具性行动中可被动员的关系资源，而社会网络成员所能提供的关系资源积极地影响了个体工具性行动结果。同时，通过信息、影响、社会信用和强化等要素，个体对社会网络的投资增强了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资源在工具性和表达性行动中的效果。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加之户籍等制度阻碍，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难以有效获取高质量就业信息与职业发展机会。在此背景下，以亲戚、同乡、朋友等为核心纽带的社会网络，在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与提升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一方面，社会网络能够有效推动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社会网络不仅有助于推动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还能显著提升其个体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例如，依托社会网络所传递的就业信息、资源对接等优势，能够进一步拓宽农民工的就业创业渠道，为其打破职业发展瓶颈、实现职业向上流动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社会网络能够发挥风险分担功能。通过亲友间的互助协作，社会网络帮助农民工缓解进城务工过程中的资金约束，应对失业、疾病等非正式风险，从而为其职业向上流动提供可能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H1：社会网络有助于促进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
社会网络不仅有助于个体通过社会网络获取关系资源，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个体借助关系资源在实现就业过程中获取相应的支持与帮助。结合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关系资源可具体划分为信息资源和人情资源，即社会网络在农民工就业和生活过程中所提供的间接和直接帮助与支持。具体而言，信息资源主要指社会网络在农民工求职和生活过程中提供的间接支持，包括传递就业信息、提供求职指导与咨询等；人情资源则是社会网络在其就业与生活过程中提供的直接帮助，例如直接介绍工作岗位、向用人单位推荐、协助解决求职过程中的实际困难等。对于人力资本相对较低以及处于信息劣势的农民工而言，社会网络的关系资源更是在其职业流动及经济地位获得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信息资源有助于农民工获得岗位空缺的非冗余信息，提高搜寻匹配的效率，而人情资源通过推荐或对雇佣方施加影响，有助于农民工直接获得高质量工作。因此，农民工通过动员社会网络中的信息和人情资源，有助于增强农民工职业及收入的流动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
H2：社会网络通过动员信息、人情关系资源促进了农民工的职业向上流动。
以血缘、地缘、业缘、趣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通过稳定就业、社交拓展、文化适配与身份认同等城市融入，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的职业向上流动。具体而言，在经济层面，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强关系网络有助于打破岗位锁定，为农民工提供高质量就业信息，同时以业缘、趣缘为纽带的弱关系网络能助力农民工积累技能、完善职业保障，从而促进其职业向上流动；在社会层面，异质性网络有助于农民工积累桥接型社会资本，获取就业创业机会，同时提供情感与现实支持，从而增强了农民工的职业韧性；文化与心理层面，社会网络帮助农民工适配城市与职场规则，培育新市民身份认同，从而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另一方面，城市融入意愿高的农民工更倾向于主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参与技能培训与融入城市，提升自身适配城市优质岗位的能力，从而有助于自身的职业向上流动。同时，强融入意愿会推动其主动拓展本地社交网络，打破同乡封闭圈，获取优质就业信息与职业支持，从而降低向上流动的信息不对称成本。因此，通过提升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社会网络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的职业向上流动。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说：
H3：社会网络通过城市融入促进了农民工的职业向上流动。
三、实证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基于中国乡城流动人口数据（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简称RUMiC）进行研究。该数据相关调查由国家统计局、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自2008年联合发起，旨在系统调查中国乡城流动人口相关信息。自2017年起，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对原有调查方式进行全面优化完善，并独立组织实施了第十轮全国范围内的RUMiC调查工作。为确保各城市样本量充足，本文将2016年与2017年两年的RUMiC数据合并，构建混合截面数据。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定义，最终从RUMiC数据中筛选出7323个有效样本。
（二）计量模型
为检验研究假说，本文采用OL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occupmi= β0+ β1sneti+ ΠXi+ δc+ σt+ εi （1）
其中，被解释变量occupmi为农民工职业流动状况。sneti为核心解释变量社会网络，Xi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β1、Π分别为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δc为城市固定效应，σ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职业流动，本文以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ISEI）为基础进行测量。在具体测算方面，即现职ISEI值与初职ISEI值的差值。其中，ISEI是一个取值范围为16~90的连续值，综合了多种社会经济因素而进行排序和赋值，以及假设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决定了社会地位高低，故可客观准确地衡量个体的职业流动情况，已被广泛运用于相关研究。在中国乡城流动人口调查中，调查问卷含有农民工的初职和现职的职业类型及职业编码。因而，本研究首先将职业编码逐个转换为ISCO-88代码，然后再依次转换为ISEI。最后，取现职与初职ISEI值的差值，根据差值测量农民工职业的流动状况。
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社会网络，采用春节拜年网进行测度，具体以“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问候的亲友数量”作为衡量指标。春节作为我国重要传统节日，拜年行为既是农民工维系与拓展人际网络的重要途径，也是以情感维系为载体对社会资源的维护与投资。同时，通过与社会资源相对丰富的拜年对象保持联结，农民工个体既能够接触并利用对方的潜在资源，也可在互动中巩固自身关系网络。因此，“春节拜年网”能够较好覆盖农民工个体可触及并可动用的社会资源，是衡量社会网络的经典且有效指标。
3. 控制变量。为缓解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参照已有文献，纳入一系列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涵盖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老家禀赋特征。从描述性统计特征可以看出，在进城前，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8.9年，大多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不到一成的农民工在进城前有当兵、村干部或其他非农工作经历。以上数据分析说明，进城前农民工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同时也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约为36.9岁；男性外出务工经商比例大于女性，符合“男主外，女主内”传统。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回归系数均表明社会网络有助于农民工实现职业向上流动，本文的第一个假说得以验证。从表2第（6）列可以进一步看出，当社会网络规模每增加1%，农民工现职与初职的ISEI差值可提升0.010个单位。结合相关研究，可能的解释是，社会网络通过动员关系资源及推动农民工城市融入，从而促进了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具体而言，通过动员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信息和人情等关系资源，农民工进入经济地位较高行业的概率得以提升，进而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同时，社会网络能够有效缓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排斥与适应困境，推动其实现身份认同、社会交往与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入，增强其在城市社会的归属感与稳定性，为其人力资本积累与职业发展提供稳定的预期，从而持续推动农民工实现稳定的职业向上流动。
表2 基准回归结果（OLS估计）
（二）内生性检验
本文可能因反向因果与遗漏变量而存在内生性偏误。一方面，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农民工更易拓展社会网络，即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另一方面，即便纳入多维控制变量，仍难以消除个人能力、动机等不可观测因素所产生的干扰。对此，本文采用异方差工具变量法（Heteroskedasticity-Based Instruments，H-BI）进行处理。在该方法中，模型的设定如下：
occupm = β2Z + β3snet + ξ1，ξ1= η1M + I1 （2）
snet = β4Z + ξ2，ξ2= η2M + I2 （3）
其中，occupm和snet分别为被解释变量和内生变量，Z为所有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M为不可观测因素，I1、I2为扰动项。参考已有研究，采用农民工“老家所在村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比重”作为社会网络规模的工具变量。可知，“老家所在村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比重”越大，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规模就越大，而“老家所在村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比重”并不会直接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状况。
回归结果显示，残差项异方差的Breusch-Pagan检验结果，强烈拒绝同方差的原假设，说明满足异方差工具变量法的使用条件。进一步，将根据异方差工具变量法生成的工具变量，以及将其与所选用的工具变量“老家所在村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比重”一同引入模型进行估计。此外，本文还尝试采用GMM方法进行估计。一阶段F值均大于临界值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Hansen-J值（p-value）也大于0.10，说明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假设。以上检验结果说明，工具变量通过了有效性检验。社会网络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大小相比基准模型无太明显变化。回归结果说明在处理了基准模型中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
1. 调整变量。为降低不同类型或关系程度的社会网络对本文结果产生的影响，本文首先将社会网络替换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具体为，将“春节期间，通过各种方式问候过的亲戚”人数界定为强关系，“春节期间，通过各种方式问候过的朋友和熟人”人数界定为弱关系，结果未改变本文的研究结论。同理，本文也将社会网络替换为新型社会网络，即“春节期间，通过各种方式问候过的在城市生活”的人数，回归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结论。为消除行业所产生的干扰，本文也尝试控制农民工现职的行业，在控制现职的行业固定效应后，回归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结论。此外，考虑到农民工户籍地的特征也可能会影响到农民工进城后的职业流动状况，本文在控制行业固定效应的基础之上，也尝试进一步控制农民工户籍地所在省份的固定效应，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2. 调整样本。为消除城市经济发展阶段对结果所产生的可能影响，本文也尝试删除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中的农民工样本。同理，为降低城市行政地位产生的影响，本文也尝试仅保留非地级市中的农民工样本。此外，为消除变量中极端值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将基准模型中的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5%水平的缩尾处理。依上述做法调整了样本后，本文结论依然很稳健。
3. 分样本。为减轻技能异质性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干扰，本文进一步按受教育年限进行分组回归，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具体划分标准为，若受教育年限大于9年则定义为高技能，不大于9年则定义为低技能。分技能回归结果未改变本文结论。从受教育程度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即代际差异也可能是影响本文结果的重要因素。因而，本文也尝试依代际分样本进行估计。具体为，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界定为老一代农民工。所报告的结果依然稳健。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等就业类型，也被认为是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对此，本文尝试将农民工分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两组进行回归，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五、进一步讨论：调节作用与影响机制分析
（一）劳动力市场化的调节作用分析
伴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劳动力市场会走向规范化，比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消解、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健全及就业歧视的消除。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使社会网络中关系资源的作用空间降低，进而减弱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促进作用，即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促进作用，会因城市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本文接下来，将对劳动力市场化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本文选择城市劳动力市场化指数及其二级指标户籍开放度，来衡量城市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可知，城市户籍开放度指数越大，则该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在基准模型中加入所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化指数与社会网络的交互项，同时控制所在城市的发展水平、就业结构、市场潜力、与主要港口城市距离、外商投资额等城市层面的变量。
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否控制调节变量劳动力市场化指数，社会网络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随着迁入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社会网络有助于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作用将显著降低。同理，在基准模型中加入户籍开放度与社会网络的交互项，交互项显著为负，即调节作用依然存在。因而，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会因城市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可能的解释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正式信息渠道、契约制度、公平竞争机制越完善，社会网络原本承担的信息传递、信任担保、就业准入等重要功能被正式市场机制逐步替代；同时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同质性局限在市场化环境中更为突出，因此社会网络对职业流动的促进作用呈现显著递减趋势。
（二）影响机制分析
接下来，本文对假说2进行检验，即验证信息和人情关系资源机制的存在。首先对信息关系资源动员机制进行检验。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采用农民工当前主要工作的获得方式来测量其是否在求职过程中动员了信息关系资源。这是因为，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使用关系网络是信息关系资源动员的最直接表现。具体为，若农民工通过政府安排、政府职介、社区就业服务站、商业职介等非社会网络渠道找到现职，则认为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未动员信息关系资源，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对于人情关系资源，从人情关系维护角度进行刻画，具体用日常婚、丧、嫁、娶等礼金支出规模进行测度。在中介效应的具体检验方法上，本文采用Bootstrap法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未动员社会网络中的信息资源时，农民工较难实现职业向上流动，而动员人情关系资源则可以显著提升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同时，由于偏差校正（Bias-corrected）的95%置信区间未包含零，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因而证明该影响机制存在，从而对本文提出的第二个研究假说进行了验证。可能的解释是，社会网络能传递更真实及时的就业、培训等信息，帮助农民工匹配到更稳定、质量更高的岗位，即通过动员信息关系资源，有助于农民工实现职业向上流动。同时，社会网络基于信任基础，将人情资源转化为内部推荐、技能帮带等支持，有助于减少雇佣双方信任成本，为农民工争取更好的职业发展通道。此外，社会网络提供的生活互助与风险缓冲，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空间，最终通过信息与人情关系资源的动员实现职业向上流动。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社会网络通过促进城市融入，进而有助于农民工职业发展，即社会网络可能通过城市融入而影响到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本文对此进行了检验。对于城市融入，本文采用“如果城里政策允许，您会在城里呆多久？”进行测量，将回答“一直呆下去”的农民工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Bootstrap法检验的结果可知，社会网络能够提高农民工城市融入，进而促进其职业向上流动，从而验证了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说。可能的解释是，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通过信息传递、风险缓冲、文化适应等路径，全面提升农民工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制度层面的城市融入；而更高水平的城市融入意味着更稳定的就业、更广泛的社会资源、更强的身份认同、更公平的制度环境，进而提升人力资本积累、职业声望与晋升机会，最终推动其职业向上流动。
六、主要结论与启示
促进农民工的职业向上流动，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工在乡城间横向流动过程中，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成为其获取资源和支持的重要渠道。那么，社会网络会如何影响农民工职业向上的流动性呢？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基于中国乡城流动人口数据，进行了实证探讨。研究发现，以亲缘、地缘等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地位改善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有助于其实现职业向上流动。在处理内生性问题，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增加控制变量、调整样本和分样本回归等进行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同时，上述促进作用会因城市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之所以能够促进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主要是通过发挥社会网络的工具性职能以动员关系资源，以及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
从本文的结论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应着力提升农民工社会关系资源质量，强化社会网络的工具性功能。本文的机制研究表明，动员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资源，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民工的职业向上流动。因此，应构建有助农民工社会网络形成的社会互动机制，引导农民工有意识地提升自身社会网络中关系资源的质量。首先，构建有助于农民工社会网络形成的社会互动机制，扩大社会网络的规模。比如，增强社区开放性和包容性，向农民工开放社区活动中心和公共资源，创造有利于农民工社区交往的互动平台，以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其次，除扩充社会网络规模外，涉及促进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政策供给，还应重点着眼于农民工社会网络中关系资源的质量。比如，应采取措施着力提升农民工社会网络中关系资源的层次，促进其与更大社会圈层人群的社会互动；积极引导农民工参加工会和社团组织，促进农民工逐步建立以会缘和业缘为纽带的异质性社会网络。此外，本文研究还表明，只有在发挥社会网络的工具性职能来获取必要的资源和信息时，社会网络才有助于农民工的职业向上流动。因此，农民工不应盲目扩张社会网络规模，而应逐步构建以工具理性为导向的城市性社会网络，充分发挥社会网络在信息获取、机会对接、资源整合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职业向上流动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应依城市市场化程度实施差异化政策，有序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本文的另一机制路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通过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从而促进了其职业向上流动。因而，应依城市市场化程度实施差异化政策，统筹市场效率与公共服务兜底，助力农民工高质量职业发展与深度融入城市。对于超大型城市，应重点聚焦破除制度壁垒、强化技能适配。推行“企业订单+院校定制”技能培训模式，紧密对接城市紧缺工种需求，提升农民工就业竞争力；有序放宽落户限制，推动居住证与户籍权益同权，保障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均等可及，建立以技能水平、社保缴纳年限为核心的积分落户机制；破除就业与晋升中的身份歧视，打通农民工向技术岗、管理岗发展的上升通道。对于特大型城市，应重点发力补齐市场短板、强化产业衔接。围绕本地主导产业布局建设公共实训基地，开展全链条、全周期技能培训，实现培训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搭建智慧化就业服务平台，整合用工需求与培训资源，培育专业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严格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全面落实同工同酬与社保全覆盖，健全劳动权益保障体系，有效降低职业流动风险。对于中小城市，应重点推进激活市场活力、拓宽就近就业路径。依托本地资源禀赋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挖掘就业潜力，创造更多优质非农就业岗位；开展普惠式基础技能培训，设立创业专项扶持基金，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健全城乡劳务协作机制，优化社保关系转移接续与公共服务衔接，消除跨区域流动的后顾之忧。
第三，应健全城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降低农民工对传统社会网络的过度依赖。本文的调节作用分析说明，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促进作用，会因城市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制度建设逐渐完善，城市的市场化程度必然会逐步提高，此时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促进作用会因市场化的推进而减弱。因而，应健全城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减少农民工对社会网络的过度依赖。首先，应全方位推进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比如，以常住人口为标准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将农民工纳入失业登记范围；推进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精准掌握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信息，为农民工提供更全面更具体的公共就业服务。其次，应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构建。比如，提高培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开展岗前技能培训和补贴直补个人的模式，调动农民工主动参与技能培训的积极性。此外，也可顺应市场化趋势，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来保障农民工的公共就业服务。比如，加大对农民工就业相关中介机构的扶持力度，对各类职业中介机构为农民工免费提供就业服务并成功就业的，按照实际就业的农民工人数给予一定的补贴。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城市农民工的同乡聚居研究：动态演化、形成机制与市民化效应”（72404168）。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