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准 巩文：努力探索工业遗产保护传承路径

工业遗产在新时代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中扮演着固本铸魂的关键角色，它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见证，也是民族文化自信的精神基石，更是传承爱国主义与工业精神的教育熔炉。

工业遗产是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进程的“物质缩影和历史见证”，它以一种可触、可见、可感的方式，完整记录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的工业化探索之路。这条道路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留下了深刻的工业烙印。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汉冶萍公司、大生纱厂等近代工业遗产所映射的在内外交困中“师夷长技”的蹒跚起步；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156项重点工程”和“三线建设”为代表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工业遗产；再到改革开放以来，无数转型升级的工厂企业所构成的工业遗产群，生动诠释了中国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探索中国工业发展路径，到融入全球化浪潮并最终跃升为“世界工厂强国”的伟大飞跃。

这一系列前后相继、跨越百年的工业遗产，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中国工业化史诗，为深度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证图谱。它们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因此，工业遗产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它为有力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生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提供了坚实的物证。在国内思想建设中，它通过鞍钢高炉的熊熊烈火、大庆油田的铁人精神、三线洞库的无私奉献等具体、鲜活的历史场景，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等宏观政治理念，转化为国民可感知的集体记忆和深厚的情感认同，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与实效性。

进入新时代，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面临着快速发展进程中相伴而生的严峻挑战。成就与困境并存，机遇与挑战交织，构成了当前工业遗产保护工作的复杂现实经纬。

一方面，国家层面对工业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自2017年起，先后组织认定并公布了七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将一大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工业遗存纳入国家级保护视野。2018年出台的《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及2023年印发的《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为全国范围内的工业遗产认定、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提供了基础性的政策框架和行动指南，标志着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和体系化。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富有创新性的活化利用实践，并逐渐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改造模式，主要包括四个类别：

一是博物展览模式，依托历史、科技价值突出的工业遗产，形成工业博物馆，最大限度地保持其历史原真性，侧重于文化传承、科学普及和教育功能。重庆重钢型钢厂旧址和湖北黄石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就是此类模式的典范。

二是创意产业模式，通过对老旧厂房进行适应性改造，引入艺术、设计、传媒、科技研发等创意产业，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区。北京“798”艺术区是这一模式的开创者和标杆。

三是文旅综合体模式，该模式通常针对规模宏大、区位优越的工业遗址，通过植入体育赛事、会展、演艺、商业、酒店休闲等多元业态，将其打造为城市级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和新地标，北京首钢园的转型堪称其中的典范。

四是后工业景观公园模式，此模式通过生态修复、景观重塑和艺术介入，将工业遗产改造为服务于市民休闲游憩的城市公共绿地或主题公园，实现了环境改善与文化纪念的双重目标。

另一方面，尽管成就斐然，但在城镇化与城市更新进程中，工业遗产的生存空间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挤压，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博弈构成了当前最为尖锐的矛盾。

首先，挑战来自于土地价值的巨大诱惑。大量工业遗产，特别是早期建设的工厂，如今正处于城市的核心或次核心地段。在以土地财政为重要支撑的城市发展模式下，这些占地面积广阔的老厂区被许多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视为高价值的土地储备，在这种观念下，工业遗产往往被视为城市发展的“包袱”和“累赘”。2004年武汉百年老厂既济电厂在一片惋惜声中被拆除，正是这种短视发展观所导致的令人痛心的后果。

其次，城市规划的局限性加剧了“拆”与“保”的冲突。在许多城市，总体规划虽然宏大，但具体实施时往往被分割为局部的、以项目为导向的开发计划。对于规划者和建设者而言，“推倒重建”在程序上、技术上和成本上，都远比复杂的“保护性再利用”要简单省事，这导致保护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此外，工业遗产的保护需求常常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拓宽、地铁修建)等紧迫的公共利益发生直接冲突。如何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前提下，为巨大的工业构筑物及其历史环境划定合理的保护范围，成为普遍性难题。

再次，存在过度商业化与同质化问题。许多工业遗产改造项目，在巨大的投资成本和迫切的资金回收压力下，逐渐偏离了文化传承的核心目标，蜕变为以餐饮、零售、酒吧、娱乐为主导的商业消费场所。在实践中，运营方为了维持生存和实现盈利，往往会将商业配套这一“配角”发展为“主角”，最终导致文化被商业逻辑所裹挟和淹没。与过度商业化相伴而生的是设计上的同质化。当前，许多工业遗产改造项目在视觉呈现上陷入了“玻璃幕墙+裸露红砖+清水混凝土”的固定套路，营造出一种千篇一律的、表层化的“文艺工业风”。这种对少数成功案例的简单模仿和“网红风格”的盲目追随，忽视了每一处工业遗产背后独特的历史文脉、工艺流程和建筑特征，导致了城市文化景观的趋同和个性丧失。

最后，法律、资金与人才缺失问题。尽管国家层面出台了部门规章《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部分城市如阜新市也进行了地方立法探索，但总体而言，我国尚未形成一部专门的、具有更高法律效力的国家级《工业遗产保护法》。资金投入与融资机制的短板同样突出，工业遗产的保护修缮、环境整治和设施改造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而其后续运营又往往具有公益性强、盈利能力弱的特点。目前，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补贴和遗产所有权人的自筹资金，渠道十分单一。此外，专业人才的严重匮乏是事业发展的根本瓶颈，我国现行的人才培养体系中，专门针对工业遗产保护的复合型、跨学科人才培养机制尚付之阙如，这导致既懂工业技术又懂遗产保护、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严重短缺。

面对当前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复杂局面，必须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以系统性思维构建新时代工业遗产活态传承的战略路径。这要求我们不仅要解决眼前的具体问题，更要着眼于长远，建立一个能够自我调节、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系统。

一是应积极推动国家层面的专项立法工作。在深入总结《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一部更高阶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遗产保护条例》。这需要持续完善工业遗产的认定与动态管理机制，建立严格的动态管理与退出机制。对已列入名录的工业遗产实行定期复核制度，对那些保护不力、核心物项损毁严重或过度商业化导致价值异化的项目，应予以警告、限期整改，乃至坚决摘牌，以维护国家工业遗产名录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先进性。要大力鼓励产权模式创新，在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有效实现所有权、管理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广泛吸引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到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事业中来。

二是要倡导因地制宜、多元共生的活化路径。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最忌“一刀切”的模式化和“贴标签”的表面化。必须破除单一模式的束缚，倡导一种因地制宜、多元共生的活化路径，让每一处遗产都能绽放其独特的魅力。其核心在于推广“一遗产一策略”的精细化规划理念，坚决摒弃对成功案例的简单复制和对“网红风格”的盲目追随。在启动任何改造项目之前，必须组织跨学科团队，对该遗产的历史沿革、工艺流程、技术特点、建筑风貌、区位条件、社区关系及其在城市发展格局中的独特定位，进行系统而深入的价值评估与资源甄别。在此基础上，量身定制最适宜的保护与活化方案，确保其功能定位与价值内涵高度契合。

三是要通过数字化驱动遗产保护与价值传播。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下，数字技术为破解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难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必须积极拥抱科技，以数字化驱动遗产的保护、管理、阐释与传播，为其注入新的时代活力。应利用数字技术构建精细化的保护与监测体系，并通过数字技术创新遗产价值的阐释与体验方式。

四是要构筑跨学科人才与社会参与的长效机制。要系统性地建立跨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特别是理工科、建筑规划类和人文社科优势院校，开设工业遗产保护相关的本科或研究生专业方向，或设立交叉学科学位项目，同时，应大力深化产教融合，在重要的工业遗产园区建立教学实习与科研实践基地，推行“订单式”培养模式，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锻炼成长。

展望未来，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事业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更科学的专业方法，将工业遗产的活态传承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之中。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物质保护，着眼于文化铸魂；超越孤立的项目开发，致力于生态构建。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创新、模式创新、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必将把昔日沉寂的“工业锈带”成功转变为闪耀着新时代光芒的“城市秀带”、承载文化自信的崭新高地和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源泉。让这些工业文明的结晶，在新征程上继续为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贡献磅礴的精神力量，并向全世界生动、有力地讲述中国工业文明的辉煌过往、精彩现在与光明未来。

原文刊载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6年第4期，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