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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多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下的“营改增”

发表于 fengjing
        22日,中国人民大学以《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与选择》为题,推出了2012年第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报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主题。 “多重目标”非“单一目标”,并且,受困于“多重目标”的牵制,从而不得不在多重目标之间徘徊,可能是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抉择状况的恰当概括。

的确,在经历了为期几年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操作之后,面对复杂而严峻的经济形势,今天的宏观经济政策抉择正在遭遇至少来自两个层面的困难:其一,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对照2008年和2009年,扩张性经济政策的药效已经减弱。这意味着,即便我们再操用类如2008年和2009年那样的大规模、超剂量的经济扩张措施,其所能产生的作用也不会达到当年的程度。其二,在扩张性经济政策自身规律的作用下,对照2008年和2009年,“粗放型”扩张对于经济结构和物价水平的负作用已经显现。这意味着,倘若我们再操用类如2008年和2009年那样的大规模、超剂量的经济扩张措施,其所可能带来的负作用不仅会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大于当年的程度。

正是在如此的因素制约之下,当下的宏观调控,必须同时锁定稳增长、调结构和控物价三个目标,并在三者之间百般周旋,左右逢源。这就好似一场“拔河”比赛,哪一方的需求(形势严峻程度)来的大了,政策便会向哪一方倾斜。

颇有戏剧性的是,在当前的中国,每当提及启用财政扩张措施、再度增加公共投资支出规模时,总会有人发出不同声音。每当提及启用货币扩张措施、再度实施天量货币驱动时,也总会有人发出不同声音。然而,一旦提及实施减税,不论是操用结构性减税的概念,还是采用全面性减税的说法,人们的意见便变得出奇地一致。不仅可获得普遍的认同,而且,还会伴之有诸如“加快推进”、“加大力度”等方面的一片“促进”之声。

看起来,在当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抉择中,减税确实是最能赢得国人共识的一个宏观调控举措。在某种意义上,结构性减税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线索或主战场,关系到此轮宏观调控的成败。

对于结构性减税,我们抱有种种期待。不过,在当前间接税高居70%以上份额、企业缴纳的税高居90%以上份额的中国税收收入格局现状下,即便仅仅出于均衡税收收入体系的考虑,减少间接税、减少来自企业缴纳的税,无疑是推进结构性减税的重点。

进一步说,在现行税制体系中,属于间接税、且主要由企业缴纳的税,主要是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在其中,鉴于营业税的前途已经锁定为改征增值税,至迟在“十二五”结束,它就要纳入增值税体系之中。鉴于消费税的基本征税对象是奢侈品和与能源、资源消耗有关的商品,对于消费税的任何减少,都要牵涉到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和节能减排政策安排,不能不格外谨慎。又鉴于增值税块头儿最大,系当前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在全部税收收入中占据41%的份额,它的任何变动,哪怕是轻微的变动,都会极大的影响到税收收入全局。故而,相比之下,减少增值税,或者说,以减少增值税为主,显然是此轮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几乎唯一的选择。

令人不无欣慰的是,伴随着实施结构性减税且以减少增值税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基调的确立,自今年起在上海试行的“营改增”方案,不仅本身就是一项旨在较大规模减税的改革,而且,在进入9月份之后,其试点的范围也开始呈扩大之势,近期扩展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圳10个省市,进而推广至全国,已在决策层的战略规划之内。可以肯定的讲,迄今为止,“营改增”是一项既已得到包括决策层、企业圈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而且,已经大致铺就了前行之路的涉及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结构性减税举措。扭住“营改增”不撒手,是我们可以依循的把结构性减税落到实处的基本路径。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亟待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线索的宏观经济政策出手相援的背景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营改增”是一项旨在减税的改革。基于上海的测算已经表明,在上海的地域内,其所能涉及的减税规模,大约在100亿元上下。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测算也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营改增”所涉及的减税规模,可达1000亿元以上。所以,它的实施范围越广,减税的规模效应就越大。所以,抓住当前的有利契机,加快推进“营改增”的试点范围,甚至在全国一次推开,是非常必要的。此其一。

“营改增”应当也必须伴之以“降率”。在“营改增”之后,倘若其他税种不作相应调整,增值税在全部税收收入的占比就会一下子跃升至55%以上。这既不利于防范财政收入风险,更不利于税收收入体系的均衡布局。所以,一方面,鉴于“扩围不增(份)额”是应当尽可能争取实现的目标,另一方面,也鉴于进一步加大“营改增”减税规模效应的考虑,很有必要在实施“营改增”并扩大其试点范围的同时,启动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改革。以目前的增值税标准税率水平计,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可收获减税2000亿元的规模效应。再加上附属于增值税之上的教育费附加、城建税和地方那个教育费附加由此而带来的减税,其减税总规模可望达到2500亿元上下。此其二。

这即是说,在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抉择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作为推进结构性减税的主要举措的“营改增”,其意义不可小视。以“营改增”为主要抓手,着眼于“扩围”与“降率”同时并举,把有关结构性减税的安排一一落到实处,是目前可以勾画出的一幅事关宏观经济政策布局的基本图景。

作者:高培勇,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