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产业，西方经济学界如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澳塔哥大学教授阿·费希尔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国民经济按三次产业分类的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采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指导国民经济，服务业长足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服务业成为国家的主要产业。1982年，中国是科学院决定让财贸所进行第三产业的研究，所里将这一任务交给我。从此，我开始了服务经济的探索。
一、研究机构的建设
由于人们对三次产业的划分还有分歧，但对第一产业为农业、第二产业为工业、第三产业为服务业的认识是一致的。同时，第三产业的产品为服务产品，经济学对服务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研究，就可称为服务经济研究。于是所里决定建立服务经济研究室，我任室主任。1984年1月，正式挂牌办公。服务经济研究室的建立，是我国国内第一个专门的服务经济研究机构，是有历史意义的。
服务经济学以第三产业或服务产业为对象，当时少有问津者，一切从头做起。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胡季同志（原《财贸经济》编辑部主任）对服务经济也有兴趣。我们便以研究中心和社科院的名义，对中央主管服务行业的各部委一一进行了访问和调查，对我国服务业的基本情况和问题有了初步了解。当时，我国存在“吃饭难”、“住店难”、“行路难”、“做衣难”的局面，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全国政协和北京市政协对北京进行调查。我参加了这项活动。
1985年是讨论第三产业的红火岁月，“第三产业理论与实践讨论会”北京开，一些省市也相继举行。1985年8月，财贸所会同辽宁省社科院、省商业厅在兴城召开了“全国第三产业经济理论讨论会”，邀请了杨坚白、、李江帆、王慎之、陶永宽等学者，在所长张卓元的主持下，对服务劳动、服务产品以及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展开讨论，取得了积积极的成果。（图一，张卓元同志致开幕词；图二，大会简报）
同年，财贸所又和商业经济学会合作，在苏州召开了服务经济讨论会。这对当时主管旅店业、理发业、饮食业、照相业、洗染业、修理业等等服务行业的商业行政管理系统来说，更加重视服务经济的发展。198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孙尚清同志主持、财贸所服务经济研究室承办，联合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研究》，在全国一些省市进行调查，于1990年结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旅游经济研究》、《面对21世纪的选择》两本专著。1992年，服务经济研究室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计财司合作，对出版经济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开始了文化经济亦即文化产业的研究。1996年，服务经济研究室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研究》，其成果于1998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服务贸易方略》一书。1999年，我参与国家文化产业“十五”规划的起草工作，并于当年完成了起草任务。由于服务业发展缓慢，国内服务经济学界不够活跃，所里提出取消服务经济研究室，要求少有的几名研究人员另寻他就。我说，服务经济研究室是我国第一个研究服务经济的专门机构，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也有一席之地。但时隔不久，免去我室主任职务，服务经济研究室于2001年改为旅游研究室，除我坚持服务经济研究外，其他则以旅游为专业了。2001年，退休前两天同所长话别，我提出，所里不要丢掉服务经济以及文化产业的研究。还好，没过两年，2003年所里终于重建“服务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室”，2011年再次恢复为“服务经济研究室”。在世界已进入服务经济社会的时代里，这种“顺天承运”之举，为学科、为社会必将带来巨大效益。
二、服务经济的理论探索
服务产业的行业众多，我从商业着手，逐步前进，饮食业、旅馆业、照相业、理发业、洗染业、修理业、旅游业、出版业、演出业……，结合实际部门的需要，在研究中服务，在服务中研究。这样，既在服务经济理论上有所建树，对改革开放的实践也有一定帮助。
（一）茧丝绸生产和流通的调查
我国丝绸的生产和流通历史悠久，“丝绸之路”是丝绸经济繁荣昌盛的见证。改革开放初期，茧丝绸的生产和流通既关系着千百万桑农和丝绸工人的生产与生活，也关系着广大消费者、内外贸易和国家的利益。在时任财贸所副所长姜君辰同志的带领下，对四川、江苏、浙江、广东四省的茧丝绸的生产和流通进行调查，切实考虑对蚕农及丝绸工业企业的服务问题。这四省茧丝绸的产量和外销约占全国的80%，他们的情况和问题很有代表性。
调研成果有二，一是以姜君辰、白仲尧（执笔）、张化石、黄铮四人名义发表的《关于茧丝绸生产和流通情况的调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20期），二是我个人写的《建立丝绸公司十分必要》（见《经济管理》1980年第11期）。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茧丝绸生产发展迅猛但不平衡，质量不高的问题急需解决；建立蚕桑基地，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开辟国外市场，搞活国内市场，内外贸协调发展；建立丝绸专业公司，实行茧丝绸的生产和流通的一体化经营；正确对待社办企业，帮助他们改进技术、提高质量、紧跟市场需要。
这是当时对外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对待，尚无定论。在《建立丝绸公司十分必要》一文发表时的《编者按》就有代表性：“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是一个重要的方针。用公司形式组织工农业生产是必然趋势。这篇文章对建立丝绸专业公司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但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一）组织全国性公司，形成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不利于开展竞争，是否成立几个公司？（二）这些公司是否应打破地区界限，以桑蚕集中产地为中心分别建立？（三）为了外贸统一，是否可由各公司自愿联合组成外贸联营公司，只管统一对外，为各公司服务，而不是产供销统一管理的总公司。总之，如何做才符合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的方针，是当前建立各类公司组织时都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1982年，中国丝绸公司的建立，是对我们调研工作的实际评价。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形式
所有制是产业的共同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尽管服务业的经济成分多种多样，但同样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下，商业、服务业掀起了承包经营的热潮。当时的倾向，一是在企业内部划小核算单位，割裂了企业的统一性；二是以利润为经营承包的主要内容，引起公共财产的流失。因此我投入了商业经营责任制、社会主义公有制问题的研究。
1981年12月8日，《中国财贸报》发表了我的《商业经营责任制》一文。这里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形式的思想。“经济责任，是一个经济范畴。它是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所有者同使用、管理者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反映。经济责任制，则是这种经济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所以，商业经营责任制，要求一切管理和使用社会主义公共财产进行商业经济活动的人员，必须对国家或集体承担完全的物质责任，即要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负责”。这里提出一个重要思想是，经济责任实质是经济领导人的责任。针对当时以利润为主要指标的承包经营，特别强调，“实行商业经营责任制，不能以利润作为责任制的主要内容。要以全面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为主要内容。如果以利润作为责任制的核心，商业企业必然要走向邪路”。
1985年，我在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召开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试论全民所有制改革的具体形式》一文，接着发表在《体制改革探索》1986年第1期上。这篇文章提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形式的研究，是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永恒主题。我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只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私有制从产生以来，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它曾采取奴隶主所有制、封建主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小生产者所有制等多种具体形式。私有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采取不同的形式，是由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决定的。也就是说，不同的生产水平，决定了私有制在其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并采取相应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也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适应当时生产水平的要求，也必将采取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说到底，就是寻找适合我国生产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形式”。“我国全民所有制的现行的具体形式是，国家机关及其职能部门直接行使所有者的权利，实际支配着全民所有制的资金财产，但却没有明确他们应该承担的经济责任”。经济负责人不负经济责任，是一种普遍现象。“不管多么巨大的损失浪费，都可以用‘交学费’三个字搪塞过去。学费是正常的开支，不属于浪费。既是浪费，就不能叫学费。……从现象上看是无人负责，在本质上则是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完善，没有正确解决国家资金财产的保护和发展的具体形式问题”。“近几年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表明，实行经济责任制，可能是现阶段全民所有制的比较好的具体形式”。“首先需要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国家的各种资源和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资金财产，一律由国家资源委员会统一开发、经营和管理”。它对国家承担经济责任，对下级、对企业行使所有权，自上而下地实行严格的经济责任制。上世纪90年代，国家资产委员会的建立，使我欢欣鼓舞。
在研究国家“七五”期间旅游业发展战略课题中，我提出“旅游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在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是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是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在这两方面的基本思路是：全行业管理，大公司经营”（见《财贸经济资料》1988年第9期）。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旅游局提出了实行全行业管理的指导方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服务经济基本理论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服务经济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才有少数学者开始问津。我作为其中一员，自然积极投入，并有一定成果。
首先，对一些基本理论与对策的探讨。第一，服务劳动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服务产品是物质产品还是非物质产品？这是马克思主义服务经济理论的基础。我在《服务业的改革与发展》（1985年7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三产业经济理论讨论述评》（《经济学文摘》1985年第10期）、《为什么说第三产业的兴起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红旗》杂志1985年第21期）等一系列文章中做了肯定回答：服务劳动是生产劳动，服务产品是物质产品，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第二，明确提出，“我们现在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在一定时期作为重点”，以1980年服务业产值为基数，到2000年，平均每年递增11%，达到《服务业要翻三番》的目标（见王绍飞、张卓元主编《我国流通部门的发展战略》第五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平均每年递增11%的建议，为不少单位编制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发展规划的参考或采用。第三，提出发展服务贸易的建议。1993年12月3日，《经济日报》发表我的《为发展中国服务贸易开路》一文。文中提出，我国应发展服务贸易的优势，文化底蕴深厚、文化产品出口前景广阔，劳力充沛、劳务合作良好，技术贸易可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注重质量、加快立法，加强企业联合，尽快走出去。随后，我负责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课题，对发展服务贸易的政策及主要行业展开深入研究，成果以《中国服务贸易方略》专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己于1998年10月出版。本书受到好评，出版社作了再次印刷。
其次，进行服务经济的基本理论建设。1991年9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服务经济论》。全书27万字，集中论述了服务产品是物质产品的主题。除前面已提到的问题外，具有新意的问题还有：1，服务生产四要素，即劳动者、消费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改变了三要素论；2，服务产品的存在形式，多数为无形产品，还有有形产品和附着于人体或物体之上的附着产品；3，服务质量是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具有物质性、精神性、时效性，精神性就是文化性，以这三方面的指标来衡量其质量高低与价值大小；4，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历史的划分是多元的，按所有制形态可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按经济联系方式可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产品经济，按社会主要生产部门或主要产品可分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以服务产品生产为主自然是服务经济社会；5，在农业社会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社会中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服务经济社会则服务业就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产业应随时代变化而变化。
第三，理论探索是没有止境的。服务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发展的、变化的。反映服务经济的理论，也是不断丰富和不断提高的。2004年《财贸经济》第8期发表我的《服务业与综合国力的关系》一文，廓清“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服务经济时代”等时代观念，以把握时代脉搏，弘扬时代主旋律；综合国力是政治、经济、国防、资源、文教五方面能力的总和，服务业具有经济增长力、生产推动力、产业协调力、劳动吸纳力、社会凝聚力、形象感召力、设施承载力、安全保障力等等，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极大地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服务经济时代的服务业就是现代服务业，它的基本特征是科学技术先进、文化内涵丰富、产业结构合理，推进服务业的现代化，服务业就能够更好更快的发展。2007年《财贸经济》第12期又刊登了我的《论服务经济的文化基础》一文。这是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及服务经济的新探索。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三次大分工的基础上提出“文化服务劳动者、文人的出现，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次社会大分工，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大飞跃。从此，人类社会便成为文人统治的社会”。其次，文章提出了文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根据各服务行业同文化关系的紧密程度，我把服务业分为文化服务、准文化服务、亚文化服务三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服务和准文化服务在服务业中必然要占主要地位。第三，指出服务经济是在一定文化指导下运行的。服务经济是服务产品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服务产品应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即对消费者的人文关怀须厚重，产品效用的科学技术要先进，服务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应高强。第四，一个国家、民族、地方和企业的特色，就是文化特色。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来进行服务文化的建设，加紧发展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就能加快服务业现代化的步伐。
服务业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义和利的矛盾。服务业的服务，是对消费者的人文关怀，是义的表现；作为服务商品，要求价值补偿，又有逐利的要求。义与利的对立统一，是经常存在的。服务业以义求利，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积极作用；见利忘义，则起消极作用。这种两重性是服务业的本性，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它都不会改变。。服务业的积极作用，第一是节约社会劳动，社会服务比自我服务有更高的劳动效率；第二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社会各个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经济社会关系的紧密结合；第三传承文化，趋附文明，促进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一句话，服务业同样是是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它可能引发社会变革，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同时，服务业作为服务商品经营业，在逐利本性的驱动下，损人利己的行为随时可能发生。这种行为，小是给个人、单位、企业造成不利影响，大则可能使民族、国家衰落，使社会发生倒退。因此，任何地区和国家都要对服务业进行监管，指导他们建立以义求利的义利观，发挥积极性，防止和克服消极性。只是监管的空间范围、宽严程度有所不同罢了。现代社会是范围经济社会，对服务业的监管更加全面、系统。现代服务业与现代服务监管是孪生兄弟，哪里有服务业哪里就有服务监管；没有现代服务监管，就没有现代服务业。
（四）商业的本质是服务
商业是服务经济的最早形态。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地区封锁、市场分割、流通不畅的现实，我提出了《商业是调整时期的中心环节》的思路。本文在辽宁省商业经济学会主办的《商业经济通讯》1981年第17期全文发表，《经济研究》1982年第4期以《调整时期要发挥商业的作用》为题摘要发表。一般地说，生产决定流通，工农业决定商业，“但在一定条件下，在某些时间、某些阶段内，流通、商业对也能处于支配地位和起决定作用”。马克思就说过“18世纪是商业的世纪”。“我国现又处在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调整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实现财政、信贷、物资的基本平衡，为经济体制改革作好准备。所有这些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商业，都要依靠商业，都有待于商业的发展”。“只有办好商业，商业才能起到中心环节的作用。要办好商业，又必须改革商业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对此，文章提出六点建议：“要从我国商品流通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多种经济成分的、多种多样的商业形式并存”，“打破各种界限，让各种商业形式顺乎商品流通的自然需要进行经营活动”，“建立正确的经济核算体制，加强经济责任”，“国家对商业进行调节”，“制订商业法规”。
还有一些文章，如《商业的主要矛盾和体制改革》（1980年5月，载于山西财经学院编《商业经济与管理论文集》），《公有商业企业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主要经济力量》（见《商业经济管理研究》1989年第2期），《关于贸易中心性质的探讨》（见《商品流通论坛》1985年第3期），《试论商业经济管理》（见《财贸经济通讯》1987年第1期）等等，均围绕商业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而撰写。
在商业理论创新上，除我提出商业的主要矛盾是商业关系应当适应商品流通发展的需要、正确处理商业关系和合理组织商品流通之外，重要的是论述了商业的本质是服务。我的《试论商业服务》一文，在《财贸经济》1992年第4期发表。这是对当时商业部门把经营与服务对立起来，认为经营与服务是“两张皮”而写的。文中鲜明写道，“商业劳动就是服务劳动”，“商业差价是商业劳动者创造的服务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这“有助于我们在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商业、把商业服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商业服务质量，一要围绕实物商品的购、销、调、存提供优质服务，二要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连带需要。提高商业服务水平的对策是，增强商业服务意识，开拓商业服务领域，增加商业服务投资，讲求经济效益，深化商业经济体制改革。
（五）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
我原是供销合作社的一名职工，为其学习和工作约有十六、七年。尽管岗位不同，对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始终满怀热情与希望。时至今日，我仍认为供销合作社还是农村服务经济体系建设必不可少的组织机构。
1，供销合作社的地位和作用：供销合作社于己于1958年取消，同国营商业合并，1962年恢复；1969年同国营商业合并，1977年又恢复；1981年再次合并，1994年分开。多次的分分合合，根本原因在于对供销合作社必要性的认识。我认为，在中国，不仅需要供销合作社，而且必须办好供销合作社。为此，我不断呼吁。《供销合作社的地位和作用》（见《财贸经济丛刊》1980年第5期）、《中国供销合作社的经营与管理》（见《合作经济》1985年第10期）、《中国仍需发展合作经济》（见《中国供销合作经济》1993年第2期）等等，反复强调在中国，供销合作社对农村、农业和农民以及对整个国民经济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供销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改革开放使农村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提出供销合作社必须突破传统经营方式，以适应新的需要。《供销合作社业务经营的趋向》（《山东供销合作经济》1985年第2期）提出“把城市经济开发作为为农民服务的一项重要工作”，“购销结合应赋予新的内容”，“要特别注重发展批发商业”，“把供销合作社办成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开展多种经营，充分满足社员需要”，“联合社必须把自己看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等等。1992年4月，由我执笔撰写的《供销合作社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四川省供销社经营服务的调查》一文中说，“供销合作社既有党和国家的扶持，又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它总能克服困难、开拓前进，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因此，发展供销合作社，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着，《财贸经济》1992年第10期发表由我执笔的《供销合作社发展的新阶段》一文。主要论点是，立足农村，服务全国，走向世界；提供科学的、系列的服务；兴办工业生产企业和农场；发挥整体优势等等。1993年5月10日国内贸易部经济研究中心编的《调研资料》发表了我《关于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建议》一文，提出“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目标模式是，集体所有，联合经营，民主管理，自我发展”，恢复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扩大业务经营，转换企业机制，制定和颁布合作社法等具体建议。这些思路，在《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方向研究报告》（《财贸经济资料》1994年第1期）中做了进一步论述。1995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再度恢复。
3，进一步探索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新思路：1995年9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第73期发表我的《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新思路：自己办银行》一文，受到国务院的重视，指示供销合作总社在全国选10个县试点，因情况变化，未能实现。1993年《海南农资工作研究》第3期发表我执笔的《供销合作社提高服务水平的途径》一文，提出“把握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向”，“增强服务系列化、网络化程度”，“多方协调，提高供销合作社服务的整体效果”，“改善企业的服务设施，提高职工的技术能力”，“立足长远，向服务现代化迈进”等主张。1996年《财贸经济》第7期发表我执笔的《供销合作社走向现代化的探索》，其中强调“积极推进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尽快建设金融保险服务体系”、“不断增加科学技术服务的含量”、“树立科学管理的意识，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等等。2002年《供销合作经济》第5期刊载了我的论文《文化亦是合作社的一种生产力》。文中指出，“合作社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同样，它也是一定文化的产物，其文化内涵十分深厚”。“供销合作社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高举起经济与文化双重服务的大旗，一定会取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供销合作社的路还很长。在中国，农村服务经济体系的建设，摒弃部门观念和地区观念，真正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就会看到供销合作社的基础作用和生命力。
（六）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道路
旅游业是新兴产业。改革开放前，我国只有外事接待，没有旅游服务。改革开放后，旅游服务逐步脱离外事接待而独立，先以国际旅游服务为主，后渐次重视国内旅游。我自1987年投入旅游经济研究，先后发表《试论旅游服务》（《旅游论丛》1987年第3期）、旅游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全行业管理，大公司经营》（《财贸经济资料》1988年第9期）、《奥地利旅游考察报告》（《财贸经济资料》1988年第11期）、《整体形象与联合经营》（《旅游学刊》1991年第1期）、《经济发展国内旅游的探讨》（《旅游通讯》1991年第5期）、《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道路》（1990年1月20日，见白仲尧著《第三产业经济纵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2月出版）、《论深化旅游体制改革》（《能源基地建设》1993年第2期）、《论旅游业与国情的关系》（《晋阳学刊》1993年第4期）、《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经济问题》1993年第9期）、《灿烂文化，旅游胜地》（北京《名人》2006年第3期）等文章。我还参与孙尚清主编的《中国旅游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和《面对21世纪的选择》（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两书的编辑与部分写作。在这些论著中，有所创新的地方还是值得一提的。
我特别强调旅游业的文化服务性质。“旅游属于文化领域中的一种活动，旅游业为旅游者提供的服务则具有文化服务的性质”，“要以崭新的社会主义旅游文化服务去满足旅游者的需求”（1990）。“无论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它们的灵魂、它们的核心都是文化。作为旅游目的地，其文化特点、文化氛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2006）。与此同时，还指出旅游服务中的其他特性，“旅游服务是多行业服务的组合体”，“环节多”，“过程长”，“项目多”，“质量要求高”，“不但要讲求经济效益，还要讲求社会效益”，“发挥积极作用，克服消极影响”（1987）。对旅游业本质的认识，是旅游服务经营的思想基础。
塑造中国旅游形象。“旅游形象是旅游服务商品形象、旅游业生产经营方式形象和旅游目的地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形象的复合体。就总体而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业，就是塑造特色鲜明的中国旅游形象。由于旅游目的地的经济、社会环境，既涉及经济建设，又涉及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建设，是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所以，塑造中国旅游形象，不仅是旅游业的事，而且与全社会有关”（1990）。旅游服务商品是无形商品。在旅游者取得旅游服务之前，他头脑里只有某地、某项旅游服务的想象或观念。他的想象或观念，对他是否出游往往起决定作用。旅游形象是旅游者形成旅游观念的基础，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基础。塑造或培育社会主义中国旅游形象，是国家和旅游产业永恒的主题。
深化旅游体制改革。旅游业由行政部门的外事接待转变为产业经营，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必然存在多种问题。旅游体制改革始终是议事日程上的重要议程。全行业管理、大公司经营的构想，是根据当时旅游经济管理体制政出多门、经营上细小分散、盲目竞争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也是推动旅游业走向世界的正确方略。全行业管理的实现，应由国家旅游局系统在政企分开之后代表国家对旅游业实行全行业的行政管理。大公司经营的设想是，从旅游服务经营的范围广、项目繁、过程长、要求高、投资大的特点出发，以国有资产为基础，组建旅游财团，并使之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实体和经营组织。在财团下，设立总公司、分公司、基层企业共四个层次。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实行经济责任制是先阶段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结合的较好形式（1988）。这些意见，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部分的在得到实践中得到印证。
（七）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经济
文化产业自人类社会产生专门文化服务劳动者以后就存在。但作为国民经济一大产业部门来对待，源于上世纪60年代。我国则以1998年文化部建立文化产业司为标志，正式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议程。我于1992年参与出版经济研究，涉足文化产业，1998年开始撰写有关文化产业的文章。主要有：《开拓文化市场，发展文化经济》（《文化经济信息》1999年第1期），《要重视发展文化产业》（《政策》1999年第6期），《文化产业理论的几个问题》（《财贸经济》2000年第2期），《文化产业——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21世纪中国城市发展》论文集，红旗出版社2000年5月版），《文化产业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参阅》2000年第19期），《发展文化产业，建设先进文化》（《财贸经济》2001年第10期），《为奥运服务，促文化产业》（《首都经济》2001年第11期），《历史文化名城的经济作用》（《现代经济探讨》2002年第1期），《建设先进的中华饮食服务文化》（《服务经济》2002年第1期），《我国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与对策分析》（《中国城市年鉴——2002》），《谈谈中关村文化的内涵和特征》（《“中关村文化”研讨会文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艺术活动与博览服务》（《中国文化报》2004年4月13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城市年鉴——2004》），等等。在研究中，我对文化、文化产业均以自己独立的观念面世，是对还是错，任人评说。
什么是文化？这是认识文化、研究文化经济的起点。我首先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独立活动”（2000），“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交往中产生了语言，继而产生了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人类有了语言文字，便有了文化活动”（2001）。“语言——文字——文化，是文化产生的全过程，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全过程”。“所以，文化是人类借助语言文字进行交往并反映和表现人们交往的内容及方式的活动。人类社会有了文化，才最终脱离动物界，走向文明社会”（2007）。人类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大体是三方面，知识的积累与传播、思想感情的表达与交流、行为规范的道德与制度（2007）。文化是人类的本质，其他动物没有文化。所以，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由于人的生存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人与人之间进行文化活动的能力千差万别，参与文化活动的兴趣或爱好也迥然不同。这样，不但文化活动有了差异，而且人们之间的文化素养也有了差异”。“在社会分工的支配下，具有特殊文化才能的人中一部分成为专门从事文化服务的劳动者”（2001），“文化服务劳动者、文人的出现，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次社会大分工，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大飞跃”（2007）。
人类社会的文化活动，广大群众的文化活动为的一般活动，具有消费的性质；文人、或文化服务劳动者的文化活动为特殊活动，具有生产性质。“文化服务劳动者的劳动，就是生产文化服务产品或文化产品”，“作为产品，文化服务产品同工农业产品一样。第一，都有效用，都有使用价值，都是社会财富的组成部分。第二，都是物质产品。文化服务产品的生产同工农业生产一样需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样需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支出。这些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是物质的，是构成文化服务产品的物质性质的基础”（2000）。如果对群众的文化活动与文人的文化活动不加区别，笼统地讲“文化生产”、“文化生产力”是不确切的。群众的文化活动，是休闲和消费，不具生产性质。只有文人，专业文化服务劳动者的文化活动，还必须是以生产文化服务产品为目的的活动，才具有生产性质。因此，准确地说，只有文化产品生产，文化产业生产力或文化产品生产力。
认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别和联系十分必要。“文化产业部门的一般意义就是文化产业部门”，“它的职能就是生产文化服务产品”（2000）。“专业文化服务劳动者的出现就是文化产业部门的初始”，“从全社会看，文化服务劳动者毕竟是社会文化活动中的精英，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掌握或控制了他们也就把握了社会文化的制高点。因此，国家或民族的领导集团需要把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国家财力富裕，可以多掌握一些，把这部分文化服务当作公共产品提供给社会。国家财力拮据，可少把握、少提供。文化产业的其余部分，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服务作为商品同其它商品想交换”（2001）。这样，在我国，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称为文化事业；提供文化服务商品的称为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生产和经营文化商品的产业”（2001）。
文化与经济是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的。文化既是人类的本质，也就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前提或基础。社会“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推动着文化的发展。随着文化日益昌盛，它反过来成为经济的基础，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文化对经济的推动力称为文化力”。 “那些历经千百年沧桑，至今仍焕发着青春活力的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对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2002）。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在历史文化名城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表现最为鲜明。“历史文化名城的根本特征就是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底蕴越深厚，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就越大”。“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根本的动力源泉”（2004）。历史文化名城的经济作用有，“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提高居民素质”，“扩大产品文化内涵”，“塑造城市形象，增添城市光彩”，“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2004）。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发展，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而深化，天然具有‘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韵味”（2004）。
在当代，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哲学的综合表现”，“人是企业活动的根本，人的活动是以文化为指导的，所以文化是企业的基础”（2002）。不少人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理念的提炼与树立。其实，企业文化是产品的文化内涵与员工的文化素质的表现，是企业全部经营管理活动的指导方针与制度规范。因此建设企业文化，也是发挥文化对经济促进作用的重要方面。
实践出真知。作为经济研究工作人员，只有深入实际，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需要服务，才能对社会经济活动有所认识，有所贡献。其苦与乐，尽在不言中。在贵州省调研过程中游竹林遇雨，偶得句，以作本文结语：
风吹长箫雨抚琴，
足踏绿波袖捲云；
天庭歌舞谢幕去，
日照竹海笋青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 白仲尧
2010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