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中原：财经院刚刚出了一本书涉及了这些问题。1988年全国有9家研究单位搞了“358”规划（三年、五年、八年），“358”规划很清晰，每一个课题组都有很清晰的理念，比如北京大学提出来股份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吴敬琏老师牵头的，叫价税产业联动，这很清晰。我这么一说，你们也知道，每个课题组的核心东西是非常清晰的，包括刚才许局长讲的90年代的税制改革，我们也很清晰，当时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至少在宏观调控的间接调控的框架基本确立了，但是判断标志是什么？三个。第一，中央地方分税制，这是财政关系。第二，流转税、所得税并行的税制体系，这是微观的基础。第三，中央银行独立，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十多年过去了，我到现在还记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间接调控就三大制度，现在《决定》提出来到2020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要取得决定性成果，我现在没想清楚，至少我现在还没有像当时那样一说就很简单地概括出几个字和几句话。所以，还需要我们学术界再深化研究，能够概括出来像当年那种大家便于记忆的、一提就知道要害在哪里的理论贡献，这是很大的挑战。现在中国的改革确实很难简单地说以哪个为突破口，我不认为有突破口，改革的一个重大经验就是叫做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从西方人讲的在中国根本是不适用的。中国是渐进式改革，有西方流行的说法。但是大家别忘了，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废除的，这个难道不激进吗？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政社合一的体制，我们把它废除了，这一点儿都不渐进，尤其它释放了亿万农民积极性和发展的潜力。再就是价格放开，是经历了一段双轨制，但是真正看准了时机，也没有拖拖拉拉，《决定》当中是完善市场决定的机制，这是指什么？一般的消费品早就市场决定了，95%以上的商品都是市场决定了，为什么《决定》还要说“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决定》在许多方面确实有一些深入和突破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它的表述还需要进一步地再梳理得更清晰。如果是“完善”就比较好，“建立”的话，一般的早就放开了，这个放开非常快，就是看准了时机，看准了方向，绝不犹豫，重点突破嘛，重点突破就是我们改革成功的经验，整体推进。我的发言很难理出一个非常清晰的头绪，就是你认为是什么，我个人理得不是很清楚，我提出来希望大家一起考虑，就是到2020年在经济领域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到底是什么，它的决定性成果的标志是什么，我希望大家研究。我们这里可以有一些思路，衡量我们一切工作成败得失、成效大小的标准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这可以作为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根本标准，但是这“三个有利于”还不够。第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第三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三个都是可以定量的，当然我们还可以设计定性的标准。有些人曾经问我，三中全会《决定》衡量它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一个是国企民营化，一个是政府权力削减，这不是判断改革真假的标准，它是具体做法。衡量改革成功不成功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既得利益是不是感触的，触动了既得利益，经济运行效率是否提高了？这样就可以有一个衡量标准。因此我们说，第二个层面可以想得更具体，我们的改革是不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可以定性，就是对于现有的既得利益，大家都认为非触动不可的，看你触动了没有。如果新旧体制焦作，这个改革没有取得决定性成果。第三个层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一些定量的分析标准，我们的改革对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经济转型、结构调整比如产能过剩这些，到底给解决了没有，解决的程度怎么样。比如全要素生产力，经济增长的动力比如中长期增长放缓，我们需要寻求新的动力，新的动力来源从供给面来说，人、资本的红利在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红利在下降，但是我们提高劳动者素质、技术创新、管理改进、结构优化、体制改革，这些都是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你就要衡量全要素生产率是不是提高了。当人口和资本贡献放慢，全要素生产率是否提高了，这是衡量成败得失的标准。这需要我们学术界做研究，但是写到党的文件中很难写，但这可以是我们一个衡量的重要标准。决策的语言和学术的语言不一定要一致，但是有这么一个标准和衡量的依据，对决策的语言来说，它可以想决策的语言，企业家、政治家、老百姓可以听懂的语言，但是根据是学术界提出来的有学术根基的判断标准。以上说我想的今天的发言主题，我不想再展开了，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没有破题，大家老在这里概括全会、《决定》、六十条、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改革多少多少项，有多少条具体措施，那你得给我说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重要领域到底是什么，它真正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要害在哪里，到了2020年我们取得的决定性成果判断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制定一个新的“257”或者“147”，这对学术界来说提出了很大的课题，我也没破题，我只是想了想这三个层面：第一，三个有利于，根本要素三个领域。第二，看你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大家认为都是不合理的，是我们往前进的障碍，看你敢不敢触动它，触动的程度到底深不深。第三，能不能促进经济转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判断的标准还可以涉及一些量化，比如全要素生产率在整个经济增长拉动中的贡献越来越大
卢中原：谢谢刘校长。今天的发言主题还是围绕着财经战略研究院的战略专场谈一点我的想法。搞理论研究的同志们特别关注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这句话相关的还有就是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在《决定》中肯定了它，指明了未来的方向，也指明了改革的方向，也就是说市场化还要继续，而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要往前推进。因为这个判断，在最近这些年一直是有争论的。再有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这比以往也说得比较透彻。还有一个问题，经济体制改革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觉得说到这儿不够。说到这儿，主张不同，侧重点的人就可以做文章，比如说我就是侧重政府，这也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有另一种观点是侧重市场，《决定》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个跟以往的表述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最早提出来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后来叫做更大程度上在制度上要保障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它总是有个前提——国家宏观调控，然后才考虑基础性，然后再扩大范围。到了十八大进一步说“在更广范围、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都是在一步一步地深化对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认识，你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建立这样一个新体制，简单地说就是在经济领域，在资源配置领域要体现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到了三中全会《决定》把这层窗户纸就给捅破了。当然现在仍然有争论，仍然说《决定》是这么说的，但是市场仍然不能干什么、仍然不能干什么，仍然有失灵，政府还要怎么样，再论证这些东西就没什么太大意思。《决定》说得很清楚，决定性的是市场，然后才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跟原来的表述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深刻地理解《决定》的精神、基本的精髓，要注意这些突破性的提法，突破性的理念，你把它融会贯通，然后才能想我们改革的逻辑是什么，别的我们不研究，什么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主、政要这些都不管，我们就关注经济领域的改革的逻辑是什么，就是继续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至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句话如果你单独拿出来等于没有说。如果我们仅仅说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这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而且会造成不同的人在那里争。小平同志当时讲了，我的一个发明就是不争论，这个不争论是不需要争论我们的方向吗？他给我们讲清楚了，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的方向，不争论什么？不争论姓“资”姓“社”，姓“左”姓“右”，不要干扰大方向。在《决定》中，我个人认为在学术研究的角度中，这些突破的学术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我们搞经济研究的人，一定要吃透这些，否则我们可能就来回地摇摆，搞不清前进的方向，三中全会《决定》的重要指导意义在这里。但是你要作为实践操作者，比如地方官员、企业家和相关的行业，他最关注的是怎么做，到底要干什么，《决定》中提出了具体的举措，也具有突破性，但是这些举措，我们并不能认为它已经穷尽了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穷尽，而且有些东西的线索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去理清。比如《决定》提出来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什么叫“决定性成果”，什么是“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我们现在能不能有这样一个很清晰的线索？《决定》中当然列了很多，包括经济领域的、社会领域的，全面部署和六个紧紧围绕，对于经济领域来说，我们要达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在哪里，到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标志是什么？现在这些东西还不是很清晰，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卢中原：谢谢刘校长。今天的发言主题还是围绕着财经战略研究院的战略专场谈一点我的想法。搞理论研究的同志们特别关注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这句话相关的还有就是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在《决定》中肯定了它，指明了未来的方向，也指明了改革的方向，也就是说市场化还要继续，而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要往前推进。因为这个判断，在最近这些年一直是有争论的。再有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这比以往也说得比较透彻。还有一个问题，经济体制改革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觉得说到这儿不够。说到这儿，主张不同，侧重点的人就可以做文章，比如说我就是侧重政府，这也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有另一种观点是侧重市场，《决定》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个跟以往的表述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最早提出来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后来叫做更大程度上在制度上要保障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它总是有个前提——国家宏观调控，然后才考虑基础性，然后再扩大范围。到了十八大进一步说“在更广范围、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都是在一步一步地深化对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认识，你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建立这样一个新体制，简单地说就是在经济领域，在资源配置领域要体现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到了三中全会《决定》把这层窗户纸就给捅破了。当然现在仍然有争论，仍然说《决定》是这么说的，但是市场仍然不能干什么、仍然不能干什么，仍然有失灵，政府还要怎么样，再论证这些东西就没什么太大意思。《决定》说得很清楚，决定性的是市场，然后才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跟原来的表述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深刻地理解《决定》的精神、基本的精髓，要注意这些突破性的提法，突破性的理念，你把它融会贯通，然后才能想我们改革的逻辑是什么，别的我们不研究，什么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主、政要这些都不管，我们就关注经济领域的改革的逻辑是什么，就是继续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至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句话如果你单独拿出来等于没有说。如果我们仅仅说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这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而且会造成不同的人在那里争。小平同志当时讲了，我的一个发明就是不争论，这个不争论是不需要争论我们的方向吗？他给我们讲清楚了，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的方向，不争论什么？不争论姓“资”姓“社”，姓“左”姓“右”，不要干扰大方向。在《决定》中，我个人认为在学术研究的角度中，这些突破的学术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我们搞经济研究的人，一定要吃透这些，否则我们可能就来回地摇摆，搞不清前进的方向，三中全会《决定》的重要指导意义在这里。但是你要作为实践操作者，比如地方官员、企业家和相关的行业，他最关注的是怎么做，到底要干什么，《决定》中提出了具体的举措，也具有突破性，但是这些举措，我们并不能认为它已经穷尽了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穷尽，而且有些东西的线索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去理清。比如《决定》提出来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什么叫“决定性成果”，什么是“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我们现在能不能有这样一个很清晰的线索？《决定》中当然列了很多，包括经济领域的、社会领域的，全面部署和六个紧紧围绕，对于经济领域来说，我们要达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在哪里，到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标志是什么？现在这些东西还不是很清晰，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