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它顺应了全球治理的要求。1990年，德国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首次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1991年，在瑞典的会议上，参会人员发表了《关于全球安全与管理的斯德哥尔摩倡议》，提出建立与发展多边规则和管理体系以促进全球相互依存与可持续的发展。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1995年，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经济全球化、全球安全的关系。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协调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和有效的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生态和安全问题(包括全球性的冲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了顺应全球治理的浪潮，我国应当构建我国自己的全球治理理论。深化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研究，正确认识全球治理的实质和规律，根据我国的特点和国家利益，形成中国自己的全球化理论和全球治理观，为世界贡献中国人民对全球治理的先进理念。当然，构建我国自己的全球治理理论，当务之急是构建我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夯实基础。
第二，它顺应了我国国家综合国力提高的要求。综合国力的竞争，是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根本所在。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家的经济总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国防力量，是增加综合国力的基本途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的其他要素也变得日益重要，例如，国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体素质，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国家的人才资源和战略人才储备情况，政府的合法性与凝聚力，社会的团结和稳定程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要有效地维护国家的主权，仅有经济的和军事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的、文化的和道义的力量。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这都需要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入手。
第三，它顺应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之间体现在如何协调各种利益群体，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不同作用。比如，回顾我国的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其调控的基调是以住房需求管理为主、以调控供应为辅，把“支持自住需求、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作为房地产市场调控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政策。特别是，从2010年开始，更为严厉的调控政策相继出台。这些政策固然很好，可是在执行中面临着房屋产权产籍确认难、第二套房认定标准统一难和异地购房标准掌握难等众多困难，更为极端的，有些人利用假离婚来规避第二套房屋产权的认定，使得相关调控政策落空。限贷、限购、限价以及各地出台的限制外地人购房四管齐下，加上房产税试点、二手房征20%个人所得税等手段，如此严厉的需求调控措施，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的确值得我们反思：调控过多在住房需求上，实际上是抑制需求，而且这些调控政策也没有很好地对住房的需求进行的细分，采取区别对待的措施。仅仅简单靠调控政策是无法理顺多元化需求，无法从根本上区分哪些是民众的基本住房需求、哪些是投机性需求。以往的以调控需求为主的政策无非是增加了购房者的交易成本，对于投机者而言，他们会把这些成本进一步转嫁出去，而对于那些自住的基本需求者而言，尤其是低收入阶层而言，则有苦难言。即使从住房需求调控入手，也要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绝不能混淆政府补贴与市场调剂的对象，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保障与市场调节的功能。
第四，它顺应了建立整体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任何国家都应当对全球安全负起自己的责任，但大国的责任更多。中国不仅在维和、军控、防止核扩散等方面负有重要责任，而且在全球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和地区安全方面的责任也更加重大。同时，全球化时代也是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国家安全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信息安全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因此，我们应当有一种新的整体国家安全观，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除了维护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和国防安全以外，也应把降低金融风险和对外经济依赖、保障战略资源储备、保护战略人才、弘扬民族文化、维护生态平衡、保证物种安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等，提高到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的高度，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信息、资源、人才、生态等多个方面增强国家抵御全球风险的能力，保证我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独立自主。
来源：2013年《财贸经济》第12期